第1个回答 2022-06-21
要想了解晚明时期的思想变迁,不应忽略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
嵇文甫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与冯友兰是同学,二人并称“南冯北嵇”。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与《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是梳理明清之际思想演变的开山之作,也是其代表作。
大家小书系列的《晚明思想史论》一书中,收录了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和《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两部作品。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聂保平说道,“中国古代社会大致有‘五变’:殷周有制度风俗之变,秦汉之际有国家形态之变,汉唐间有社会阶层之变,宋明间有中枢权力与军制之变,明清之际则有家国与士气之变。每逢一‘变’,中国思想、学术、文艺都因为新血脉的注入而更为繁荣”。
对于明清之际这一“变”,就要从阳明心学的分支发展说起。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创立的阳明心学,或称王学,成为明代重要的思想学派,其心学的分支又持续影响了明末清初的思想演变。
近些年阳明心学的思想广受欢迎,大家对于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观点,都不陌生。尤其是他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每个学习阳明心学的人都要反复琢磨、理解、探讨的。
实际上,针对这“四句教”,关于如何“致良知”的问题,王门后学也各有理解,并发生了很多争论,最终大致分成左右两派,又逐渐向新的方向发展。
王学左派的代表主要包括王畿和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
王畿号龙溪,他在《龙溪集》里的《天泉证道纪》中提出,“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强调四无,强调心,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
王艮号心斋,他强调尊身,“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他认为“格物”的“格”如同“格式”的“格”,以身为家、国、天下的“格式”,也就是要以身作则。他的“淮南格物说”强调以身为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反己是格物的实功。
泰州派从王心斋发端,经过颜钧、何心隐之后,逐渐流入“狂禅”。万历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到李卓吾发展到极端。
其实,王龙溪就曾赞扬敢于突破固有格套的“狂者”。他在《与阳和张子问答》中说道,“夫狂者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
颜钧号山农,他认为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都足以障道,提倡扫除传统的道理格套,抛开戒慎恐惧工夫。何心隐也主张要打破传统的道学旧套。
李卓吾推崇王学左派诸人,思想狂放,敢发惊人的议论。他批评名教累人,“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盼”,反对儒生,认为诸子只要拥有真才实学都可“各有其用”。
总体来说,王学左派尤其是狂禅派的人物,大多狂放不羁,尊重个性,绝不循规蹈矩,追求思想解放,甚至走向极端。
王学右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归寂派的聂豹、罗洪先、王时槐。
聂豹号双江,在狱中闲久静极之下有所感悟,“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立静坐法,以归寂为宗,专走未发一路,把致良知的“致”当作一种收摄凝聚的工夫。
罗洪先号念庵。他赞同聂双江的观点,主静,认为要收摄凝聚到枯槁寂寞之后,达到致良知。他在《寄谢高泉》中讲道,“良知固出于禀受之自然而未尝泯灭,然欲得流行发现常如孩提之时,必有致之之功。非经枯槁寂寞之后,一切退听而天理迥然,未易及此。”
王时槐号塘南,同样主静。他在《与萧兑嵎》中道,“弟昔年自探本穷源起手,诚不无执恋枯寂。然执之之极,真机自生。所谓与万物同体者,亦盎然出之,有不容己者。非学有转换,殆如腊尽阳回,不自知其然也。”
嵇文甫把反对王学左派的东林派看作王学修正派。他认为,东林派“倒和王学右派相接近,是‘尊德性’一路,而不是‘道学问’一路”,“所以与其说他们是王学反对派,不如说他们是王学修正派,他们究竟还是从王学演化出来的”。
东林派的主要人物包括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他们主要反对的是左派王学所支持的“无善无恶”的观点和他们狂狷的风格。
顾宪成号泾阳,他在《小心斋札记》说道,“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认为要讲“性善”,不能说无善无恶;还必须“小心”,不能放任自然,猖狂无忌。
顾允成号泾凡,同样反对“无善无恶”,在《小辨斋笔记》中说,“无善无恶,本病只是一个空字,末病只是一个混字。”
高攀龙号景逸,讲求静坐,以“善”为宗,同样针对着“无善无恶”之说。他在《邹顾请益》中道,“本体本无可指,圣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极有多方,圣人为拈一‘敬’字”,讲求“善”,不能“无善无恶”,讲求“敬”,不能猖狂无忌。
参与王学修正运动的,除了东林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刘宗周。
刘宗周字蕺山,与高景逸并称大儒。他强调“工夫”,不教人悬空去想象“本体”,主张“慎独”。他在《天命章说》中道,“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静存之外,更无动察;主敬之外,更无穷理。其究也,工夫与本体亦一。此深度之说也”。也就是把工夫与本体、静存与动察、主敬和穷理、未发和已发等问题融合而一。
总体上说,王学在阳明之后分化为左右两派,左派发展到狂禅派,右派演变到修正派。对于左右两派,嵇文甫评价道,“他们使王学发展了,同时却也使王学变质而崩解了。王学由他们而更和新时代接近了”。
王学左派主张“无善无恶”,但比较空灵通脱,掉弄玄机,流入狂禅派后,更是猖狂无忌、反对名教甚至走向极端。到了王学修正运动后,讲性善,到刘蕺山提出“慎独”,更强调“工夫”和实践。
从王学左右两派的思想发展过程,大致体现出晚明时期的思想演变的一种“舍虚就实”的大趋势。当然,这一趋势同时体现在同时代的其他学派上。
王学两派分支之所以如此发展,晚明时代能产生“舍虚就实”的大趋势,跟十七世纪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这也就是聂保平在前言中提到的,“明清之际则有家国与士气之变”。
明朝中叶以后,商业经济繁荣,海外贸易兴盛,与此同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引起明代社会动荡。作为士大夫阶层的学者们,为了“拨乱反正”,积极寻找经世致用的良方。
同时,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万历末年,藏书刻书的风气逐渐盛行,给书籍和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
另外,大概明朝中叶以后,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学者们开始厌弃宋人的格套,从好奇到好古,于是古学复兴,古音古字的研究也发展起来。阳明学派“扫俗学之凡陋”、“道术必为孔孟”的做法同样符合好古的趋势。
随着海外贸易和交流的增多,西学也随着西洋传教士输入中国。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以及其他西方科学著作,把历法、几何、地理等实用性知识引入,不仅发展了我国的历法、算数、舆地、音韵各方面的学科知识,更弘扬了实用的思想,提倡讲求实事求是、寻找客观证据的治学方法。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王学在晚明的发展体现出追求解放思想、“舍虚就实”追求实践和实用的趋势,完全顺应时代的潮流。
2020.03.24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