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以上种种解说，无论是简而言之，还是条分缕析，实质却非常相似，谈美学观点均涉及美的规律（实质多为艺术创作的规律)，谈及历史观点多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把作家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另外，在这些解读中虽然都强调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如李万武在《世纪批评风潮中的“美学—历史”批评》一文中指出：“当‘美学—历史’批评具体运作起来的时候，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之间则是一种默契的关系。美学观点保证着批评是立足于艺术审美特性及规律的立场讲话，保证着批评的艺术审美批评主导方向。它要求进入艺术审美表现的历史应该是‘诗意’或‘诗化’的历史。……批评的历史观点不尽是为美学观点所包含着的观点，而且是随着美学观点而自然莅临的。历史的观点是一种宏阔的观点，它是把一切人间现象都提到某种大历史背景里加以客观地衡定，既可以消除道德观念的局限，也可以消除党派的或政治的观点的偏狭。”[10]董中锋在《观念和方法的互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一文中说：“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历史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道德观、历史观、伦理观、哲学观等也在发生变化，因而对美的评价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美学的评价和历史的评价总是不可分的。”[11]在《作为艺术精神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一文中，作者曾这样论述：因为文艺是通过作家主体化的想象活动来审美地反映现实的，所以必须着眼于形象，立足于感受，故是“美学的”；又因为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不论是它反映的对象，还是作家创作的动机，都与一定时代、一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完全脱离时代、脱离历史环境的作品是没有的，所以必须是“历史的”。[12]刘兴东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作为一种批评模式的张力与合力》一文中总结道：“如果没有历史观点，以为艺术就是艺术，可以无需生活实践的检验，可以不顾历史和生活的真实，”“不把它摆到产生的时代中去考察，就无法揭示出它的社会本质”；“如果没有美学观点，就会使文学批评陷入一般的政治批评或思想评论。”[13]因为文艺的本质是审美本质与社会本质的辩证统一。
在这些强调辩证统一的主张中，不难发现这样的“统一”实际就是二者兼顾的意思，即：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既考虑美学的，即艺术本身的属性，如艺术真实、情感感染、语言、结构等，也考虑历史的，即把作家作品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因此并没有揭示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辩证统一的实质，所以，这样界定出来的含义很难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显示其指导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外文学批评实践中，很少有专门运用这一观点来解读某种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的文艺批评，尽管文论家们都肯定恩格斯正是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合理地指出了歌德身上既有天才诗人的一面，又有庸俗市民的一面的二重性，客观合理地评价了斐迪南·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优点和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除马恩、列宁等主要的理论家外，很少有人能自如地运用这一观点。即使有少数论者运用这一观点解读某部作品，也正如上述对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解释，无非是该作品有无感染力，有无达到艺术真实或典型化，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生活状况等，如李惠的《用美学和史学的观点解读<中国式离婚>》[14]、杨传勇的《<雷雨>的美学与史学解读》[15]、石了英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16]等。可以看出，这种解读作品的方法只能说两方面均考虑而已。
另一种解读，是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当作批判的矛头指出，尤其针对马恩学说中往往更注重社会实践这一点来说，如杨杰在《历史与美学的观点：当代文学批评的科学武器》一文中概括的：有人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为文学的历史决定论，它评价当代文学，根据的是它的政治影响，而评价过去的文学根据的则是它的社会环境。有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是文学社会学，或特殊形式的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韦勒克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欣赏那些在产生时美学作用与意图都不尽相同又远离我们的文学的原因在于其中存在着共同的人性。[17]文中概括的这些观点均强调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注重社会历史或人性的一面，而忽视文学的艺术性或审美性的一面。用二十世纪以来形式主义文论家的话，即这种批评方法关注的是文学之外的因素，而非文学自身的属性，故而被冠之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形式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作品，因此探究的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属性。因此他们认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并非在于文学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或现实，也不在于接受者产生了怎样的反响，而在于文本自身的构造方式、语言特点等因素，所以被称为文学的内部研究。这样，与传统对马恩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解释相对照，就有了美学观点即关于文学的内部研究，历史观点即关于文学的外部研究。西方新批评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属于所谓的“外部研究”，而不是从形式的或审美的角度对的“内部研究”。
与前一种解释强调“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辨证统一（或者说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体现）不同，提倡对文学的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家们对所谓的文学的外部研究则持批判和不屑的态度。所以如果说内部研究对应美学观点，外部研究对应历史观点的话，那么这两个方面是被割裂开的。伴随这种割裂现象的存在，整个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理论史的梳理也就表现为始终摇摆于“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两极之间，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的误解，同时也不符合文学实际。因为这两种极端化的批评或研究本身就有着明显的局限，故而在其强调“镜子”作用的深刻性或突出“叙述”、“语言”等文学性的一面时也必然忽略另一面，所以这种时而强调社会历史，时而强调形式特点，时而再次强调文化历史等的摇摆始终存在，却始终无法取得永久性的话语权。 恩格斯明确提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在1847年《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中和1859年《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原文如下：
“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辈和同时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发展上和结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因此，我们仅限于纯粹叙述事实而已。”[18]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19]
虽然两次提出这一观点的针对性有所区别，一为评价人（歌德），一为评价作品（《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是针对歌德被无情贬低或是被竭力颂扬，一是针对《济金根》这一剧本在塑造人物、反映历史真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提出；一是为了纠正对歌德的两种非文学的评判（或政治的、党派的角度，或抽象的‘人性’角度，功利性较明显），一是力求以最高的标准给在当时来说难得一见的优秀之作（“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见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以合理的评价。但标准却是一样的。两次使用这一观点既客观合理地评价了歌德，同时也针对性地指出了《济金根》这个剧本的优缺点，这在文学史上已被公认。可见，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具有普遍的实用性的批评方法和标准。
由这两处原文可知，恩格斯提出这一观点时都是将“美学”和“历史”同时并提，但在具体分析作家作品时却没有指出哪些要素是从美学的角度说的，哪些要素是从历史的角度说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恩格斯所提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而马恩的具体批评实践也表明，这种整体性并不仅仅是两个要素的叠加或兼顾，而是一种内在的结合和渗透关系。显然认为马克思评价巴尔扎克时所说的“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诗情画意”体现的是美学观点，“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体现的是历史观点，就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简单化了。
众所周知，在西方“ 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aesthesis，其最初的意义是“对感观的感受”。而美学史上关于美的本质的论争，除了“美在客体”说之外，“美在主体”、“美在主体客体的统一”、“美在关系”等说法均注意到了主体的感受，这与美学最初的含义是吻合的。而“美在客体”则强调的是事物存在的客观实际及其规律。这些论争的存在正显示出“美学”本身既包含着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同时也涉及到主体人的感受和需要。马克思实践论美学中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论述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就是说，美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而更重要的是与人的感觉、需要相关，所以“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20]这样，马克思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1]就不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和谐、对称等艺术表现规律了，它更指人的目的、意志、需要等主体性的因素。那么“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中的美学维度应该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在社会实践中发现自我、确证自我的一种体现。所以说“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了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22]这里强调的“对象化”，就是美的体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希腊神话艺术时，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然而“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3] 可以说，马克思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揭示出了希腊艺术，尤其是神话和史诗产生的社会根源或物质基础，即不发达的生产力，他的贡献更在于指出了艺术产生的非物质的一面。在论述“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规律时，马克思说：“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24]这里的两个“艺术生产”的含义显然不同，前者侧重的是“艺术”本身，后者侧重的则是“生产”，因此，“艺术”的生命是独创性，而“生产”突出的表现则是大批量的复制，所以说正是“生产”消解了“艺术”的生命和价值，使之不再经典。
由此，马克思对“美学观点”的理解也就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发现自我、确正自我的需要，或者说认识现实和历史的需要；二是这种确证自我、认识历史的独特方式。所以 “美学观点”本身就既指内容，又指形式，既是内在的需求，同时也是外在形式的独特体现。因此，仅仅把美学观点理解为艺术形式，或内部研究就显得狭隘了。
在西方，多数语言的“历史”一词多源自希腊文historia，意为“调查、探究”。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通过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了许多关于希波战争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历史》一书。后来，“历史”一词就专指希罗多德的叙述方式，即对历史的记载。而波利比阿的《历史》一书中，“历史”既指对事件的叙述，也指事件本身。[25]《大英百科全书》（1880年版）：“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苏联大百科全书》对“历史”的定义为：“1、自然界和社会上任何事件的发展过程。宇宙史、地球史、各个学科史——物理史、数学史、法律史等均可列入这一含义。2、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具体的和多样性的过去之学科，以解释人类社会具体的现在和未来远景作为宗旨。”可见，“历史”一词既指对过去经历的事情的调查、记载，同时还指叙述这些事件的方式。
那么，马恩学说中的“历史观点”也就不仅仅指关注社会存在或历史现实，而是同时包含有如何解读和叙述历史和现实的意思。同“美学观点”一样，“历史观点”也既强调内容方面，即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现实，同时还强调形式方面，即如何讲述；既是所谓的“外部研究”，即关注所反映的现实，同时也是所谓的“内部研究”，即讲述历史的方式、结构等。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所以，无论是“美学观点”，还是“历史观点”，都既包含内容方面的要素，也同时包含形式方面的要素；既是关注“外部”的研究，也是关注“内部”的研究，二者应该是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二者兼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