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夏的历史上，有蕃礼、汉礼的反覆争论，实际上是以党项族传统文化为主，还是以儒学为主的较量。这说明一为西夏统治思想支柱之一的儒学常常受到挑战。特别是西夏中期，有权臣任得敬的排儒之议，尽管当时并没变为实际的排儒行动，但也说明在西夏上层中有人曾试图动摇儒学的基础。而西夏的佛学则不然，它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一进入西夏，就植根于社会之中，并且越益牢固。在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夏历史资料中，尚未见有公开排佛的记载。
佛教传入西夏后，渐渐根深蒂固，使西夏社会的思想长期遭到宗教的禁锢，加之束缚思想十分严重的儒学的巨大影响，西夏的社会思潮，不十分活跃。有影响的思想潮流和有建树的思想家在史籍记载中很少出现。这和佛教的发展有一定关系。佛学思想是一种哲学思想。西夏佛教的传播，使西夏除翻译佛经外，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佛学著作，因此，在佛教理论和哲学理论方面，有一些新的创获。西夏人为刻印佛经所作的西夏文和汉文发愿文中，也不乏对佛教理论的阐述。 当唐末、五代以后，在我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地区──中原一带，佛教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我国佛教发展的另一个地区──西藏地区，由于当地的排佛活动，结束了佛教的前弘期，佛教发展也跌落在马鞍形的底部。正在这一时期，佛教却在西北一隅的西夏兴盛起来，身价倍增。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中兴，给中国佛教的发展，又打了一针强心剂。它不仅成为大一统的元朝突出地发展佛教的过渡地带，也为这一发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铺垫。此外，西夏佛教也和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展起到了相辅相成，互相照应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中的密宗也随之进入中原，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影响不大，难以和其他宗派的势力相比较。而佛教的密宗传入西藏地区后，便和当地土著宗教结合演化，发展成为别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西夏的中后期，藏传佛教盛行于西夏西部靠近吐蕃的地区，并在相当广的范围内浸透着藏传佛教的深刻印痕。藏族僧人备受宠信，藏文佛经大量被迻译成西夏文和汉文，藏传佛教洞窟形式和壁画内容的出现，藏传佛教风格塔寺的建设，证明河西地区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地区。蒙古占领西夏后，以此为基地，利用河西僧人和藏族僧人，与西藏地方的佛教领袖取得联系，进一步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发展藏传佛教。当然，蒙古统治者利用佛教信仰笼络河西、藏族地区，以达到尽快统一各地区、加强民族地区管理的作法，已经超出佛教本身的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统治政策。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西夏首次出现帝师，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帝师不仅地位上高于国师，他的活动还直接和朝廷的皇室发生联系，在佛教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这种特殊的宗教体制，首先出现在党项族掌握政权的西夏，而后在另外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掌握全国政权的元朝，继承并完善了这一帝师制度。这一制度对元代的佛教的发展以及对少数民族信仰佛教地区的治理都有巨大影响。 西夏在兴盛佛教的过程中，用党项族的民族文字翻译了数千卷佛经，形成《西夏文大藏经》，给我国增添了一种民族文字的大藏经，为我国佛教文化宝库增加了重要文献，使之更加丰富多彩。这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的大藏经中最早的一部。
我国汉文大藏经作为一藏进行刻印，最早一次是在北宋·开宝年间，不久西夏政府多次从宋朝引进汉文大藏经，后来西夏自己也在贺兰山完成了汉文大藏经的刻印。过去，人们对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只注意到辽朝刻印的《契丹藏》和金朝刻印的《赵城藏》，没有提到过还有一种西夏刻印的汉文大藏经《西夏藏》。在西夏翻译形成的《西夏文大藏经》和在西夏刻印的汉文大藏经──《西夏藏》，是西夏佛教园地中两朵并开的奇葩。 西夏皇室对佛教的倡导，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十分突出的。西夏的皇帝和皇后不仅直接提倡译经、印经，作种种法事活动，而且作西夏三藏圣教序和为某一佛经的译印而作的御制序也明显地比唐、宋历朝多。更为突出的是西夏的几朝皇帝和皇太后都以佛经的译者、校者署名于当时所译、校的佛经卷首。这样就把皇室和佛教的关系联系得更加紧密。西夏的皇帝、皇后尽管自己不一定亲自去译、校佛经，但他们形式上的署名，已经使他们从一般地倡导者变为主要佛事活动的实践者。这一点，在历代王朝中是极少见的。
西夏历代统治者对佛教都很崇信，但他们对佛教的认识和依靠程度前后是有变化的。在西夏早期宣扬佛教的论述中，往往掺杂着儒学的影响。比如毅宗时期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中说︰‘今圣母子，已继王位，敬信三宝，正国行德。令先祖礼兴盛，为后帝所习取。依德行行，与日月同光，以孝治民，总万国归依。’这里在强调敬信‘三宝’的同时，还宣扬儒学所大力提倡的‘德’和‘孝’。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就与儒、道思想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互相竞争，一方面互相渗透。西夏早期佛教的宣扬杂有儒学的观点，和中原佛教的影响不无关系。西夏后期的统治者比起唐、宋时期的帝王，比起西夏早期的统治者，更加依托于佛教，把佛教抬高到更高的高度。仁宗在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中强调︰
‘能仁（指释迦牟尼）开导，允为三界之师；圣教兴行，永作群生之福。欲化迷真之辈，俾知入圣之因。故高悬慧日于昏衢，广运慈航于苦海。仗斯秘典，脱彼尘笼。含生若恳于修持，至圣必垂于感应。用开未喻，以示将来。睹玆妙法之希逢，念此人身之难保。若匪依凭三宝，何以救度四生。’
这实际上是把佛教作为全民的信仰加以大力推行，把佛教当成救度社会苦难的唯一出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西夏在各种意识形态中更注重佛教的倾向；也可以看到，西夏的佛教逐步向国教转化的蛛丝马迹。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西夏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封设帝师的思想基础。总之，西夏统治者对佛教认识的变化、西夏后期佛教的特殊地位，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不容忽视的。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西夏对中国和印度的佛教交流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早在西夏初期，元昊就请‘西天达士’进奉佛舍利，并曾强留访问北宋的印度僧人。崇宗时建甘州大佛寺的嵬名思能国师的老师燕丹国师行游印度，成为目前所知唯一的一个访问印度的西夏高僧。仁宗时翻译佛经时请天竺僧人拶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义，这位印度高僧在西夏被封为‘五明显密国师’，并被授予功德司正的官职。他对西夏佛教的发展，对中、印文化的交流有突出的功绩。西夏作为一个较小的王朝，犹能设法加强与佛教发祥地──印度的佛事交往，容纳并且尊崇印度僧人，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也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