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6-15
哈代与徐志摩：
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他的所谓“英雄”，是这样一些人物，近现代的，有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意大利诗人邓南遮，还有，英国的托玛斯·哈代……他的理由：“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对于这些英雄，他不仅阅读、翻译他们
的作品，而且，“在我有力量爬的时候，总不教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他想亲炙他们，“多瞻仰几个英雄。”这种向往，促成了他与英国大作家托玛斯·哈代的一次会面。
哈代虽然被公认为英国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还乡》、《无名的裘德》，尤其代表作《苔丝》，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在早期，以及后期，他的诗作，却出色地表现出他“真纯的人生哲学”。正是这些诗作，最早吸引了中国诗人徐志摩，使他终身，都将哈代当作“属于任何时代”的“英雄”崇拜着。
一
在徐志摩的翻译诗作过程中，数量最多的，似乎就是哈代了，达到了数十首。时间，最早发表出的，是在1923年。当年11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刊出了徐志摩翻译的两首哈代的诗作。1924年，他又先后翻译发表了四首哈代诗作。1925年3月的《语丝》杂志，又刊出他翻译的哈代诗作《在一家饭店》；1926年5月20日《晨报副刊·诗镌》中，刊出了《厌世的哈提（即哈代）》一文。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徐志摩一口气翻译出四首哈代诗作。至此，有关翻译的介绍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因为随后不久的当年夏天，徐志摩就奔赴欧洲，在英国学者、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教授狄更生的介绍下，见到了他心仪的“英雄”——托玛斯·哈代。
在未见到哈代本人之前，徐志摩曾经根据一些文章的描述和一点想象，为哈代画了一张像：“如其你早几年，也许就是现在，到多切斯特的乡下，你或许碰到‘裘德’的作者，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穿着短裤便服，精神飒爽的，短短的脸面，短短的下颌，在街道上闲暇的走着，招呼着，答话着，你如其过去问他卫撒克士小说里的名胜，他就欣欣地从详指点讲解；回头他一扬手，已经跳上了他的自行车，按着车铃，向人丛里去了。”是一个欣悦的快活形象。然而，这毕竟是想象，真实的哈代——这位文坛“英雄”，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
为怕打扰，哈代在多切斯特郊区建立了一所名为马克斯门的住宅。一般情况，他是不见客的。所以，在此之前，徐志摩便请剑桥大学狄更生教授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徐志摩是哈代诗歌的中文译者，希望能够与你见面云云。当时，狄更生教授还对徐说：老头（指哈代）精神真好，小心他带你到多切斯特树林里去走路，他就好像没有疲乏的时候。狄更生与哈代是朋友，他大约“享受”过与哈代走路的疲乏待遇。
二
1926年7月的一天，天气格外得好。带上狄更生教授的介绍函，徐志摩从伦敦出发，前往多切斯特。下午三点多抵达。出站后，因为天气好，徐志摩没有打车，只打听去马克斯门的方向，就欣快地向目的地进发。
徐志摩拉响了门铃。在宁静里，屋内的狗叫显得刺耳。一个带着白纱抹头的年轻侍女出来开门。听到徐志摩请求后，年轻女子说：“哈代先生在家”，随即就补了一句：“可你知道哈代先生‘永远’不见客的。”“慢着”，徐志摩赶紧说：“我这里有一封信，麻烦你给递进去。”也许这侍女没有想到这位异国青年有这么大的面子，所以当她从屋里出来时，“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请进。”
徐志摩走进客厅，侍女出去了。哈代还没有来，徐志摩得以观察客厅的陈设：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著名画家约翰·萨金特为哈代所作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一张英国诗人雪莱的像。书架上，还明显摆着雪莱的大本集子。徐志摩觉得有些诧异：这老头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从文字到内容、形式看，他们两人的差距真够大的。徐志摩正想着，外面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的还有狗的铃铛声。
哈代推门进来了。老头真是矮。一刹那，徐志摩甚至觉得自己平望过去，几乎没有看到他。但老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毕竟真实地来到自己面前。徐志摩事先准备好满腔想表达崇拜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哈代便一下子拉他坐下了。口里还连连说着“坐、坐”。接下也不容徐志摩开口（似乎来客的开场白他早已了然），就用急促的语调和有些干涩苍老的声音一连串地发问起来：“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还好吗？”“你在翻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歌用不用韵？”显然，前面几句问话是不用答的，狄更生的信里已经介绍了相关情况。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诗人的徐志摩回答得很妙：“我们（中国）从前只有韵的散文，没有无韵的诗歌，可最近……”哈代一下子打断他，说不愿意听“最近”。哈代当然是赞成用韵的。他打了个比方：你投一块石头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开了去，韵是波纹，少不得。哈代继续发挥说：抒情诗是文学精华的精华，是颠不破的钻石。不论它多小，光彩是磨不灭的。我不重视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比作一首好的小诗困难。“诗必须是活的东西。”他还作了这样的生发：练习文字顶好学写诗；诗是文字的秘密。
在相互交谈间，徐志摩也在观察着这位自己心目中的“老英雄”。哈代的脸盘像是一个尖角向下的等边三角形，两颧似乎很宽；他的眼睛不大，但很深邃，不容易看出颜色和表情。如一般刊登的照相或画像中常见的，哈代极明显的标志是他嘴巴两边松松下坠的夹腮皮。他的头顶已经全秃，只两鬓略略有一些花白的头发。整体望去，他那皱纹龟驳的脸如一块苍老的岩石……
哈代问徐志摩：你们文字是怎么回事？困难极了是不是？哈代甚至说：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中国文字）改用英文或法文，这不更方便吗？这话叫徐志摩大吃一惊。他想，哈代可以说是一个通晓各种语言的天才诗人，竟然要我们丢掉使用了几千年的文字！实在不可思议。关系太重大了，徐志摩不由得与哈代辩难起来。哈代也许说得并不多么认真，所以相互讨论了几句，大师并没有过分坚持自己的看法。
因为徐志摩到达时已是下午，谈话将近继续了一个小时，这就有些迟了。此时，哈代养的那只大狗好像知事，跑过来爬在徐志摩身上喘喘地乱抓。哈代看看有些紧张狼狈的徐志摩，呼开了狗，说，我们去园子里走走吧。徐志摩明白，主人是要送客了。他心里想，费这么大的劲拜访一趟，总得留点纪念吧。他赶上哈代，表达了自己的请求。哈代回头，看见徐志摩手里拿有一部照相机，竟加快了步子。他说，我不爱照相。有一次美国人来给我照相，给我找了很多麻烦。从此我便不让来客照相了。像是知道来访者下一步的要求，哈代先封了口：我也不给人签字，你知道吗？一边说着，一边加快了步伐，似乎怕徐志摩强迫他似的。走到花圃边，哈代停下脚，大声说：到这儿来，这儿有花，我来采两朵给你作纪念。好不好？他采下一红一白两朵小花，送给徐志摩：你可以插在衣襟上。他又催促般地说：你现在去赶六点钟的车刚好。恕我不陪你了，再会，再会吧……哈代老人扬了扬手，径直进门去了。
三
按世俗的想法，哈代真是吝啬，连茶也没请客人喝一杯。可当时的徐志摩，内心却充满了感激。能够有与英雄见面这样难得的机会，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哈代，在徐志摩看去，是达芬奇、莎士比亚、歌德、拜伦这样一等人物，能见到他，就是幸运，你还在乎喝没喝一杯茶？
回国后不久，徐志摩又翻译了老诗人不久前写的一首诗：《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敬慕。1928年元月，徐志摩认为应当活满100岁的哈代辞世。消息传来，徐志摩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立即以《汤麦士哈代》为题，写出一长篇纪念文字。在文章中，除去介绍了哈代逝世后英国隆重的悼念活动，还对哈代的各方面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这四年里我们先后失去了这时代的两个大哲人，法国的法郎士和英国的哈代。这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因为他俩，各自管领各人的星系，各自放射各人的光辉，分明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人类思想界的孪立的重镇，他们的生死是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我说‘人类’因为在思想与精神的境界里我们分不出民族与国度。……我们想念到他们，正如想念到创造一切的主宰，只觉得语言所能表现的赞美是多余的。我们只要在庄敬的沉默中体念他们的恩情。他们是永恒的。天上的星。”
纪念文章之外，徐志摩又赶译出三首哈代的诗歌：《对月》、《一个星期》、《文亚峡》。前面两首与纪念文章一起，发表在1928年3月10日《新月》杂志第1卷1期上；《文亚峡》（一首带有浓厚抒情色彩的叙事诗。计150多行）发表在1928年6月《现代评论》三周年纪念增刊上。
并不以诗享有最高声誉的哈代，在中国诗人徐志摩那里，成了被翻译诗作最多的歌者；（不仅上面举例，台湾出版的《徐志摩新传》里引了徐志摩四首译诗，这些早期译诗，作者也均为哈代）在世界上伟大的“英雄”人物中，被徐志摩以文章描述、介绍、纪念最多者，仍是哈代。可从时间看，他们两人的见面，才不足一个小时。
当然，徐志摩属于文化伟人的仰慕者。可是，说他们有心灵相通之处，是毋庸置疑的。仰慕真正的“英雄”人物，无疑是向光明的接近，希望自己的心扉能被阳光照亮的天性所致；人类向善，追求智慧，这也许是最亲切，便当的方式。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1-06-15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幼申。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云中鹤。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
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东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
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诗集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轮盘》；
小说《春痕》；
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
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明正德年间，徐松亭在硖石经商，家居于硖石，为硖石徐氏分支之始祖。徐志摩即其族人。
1897 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属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属猴，故又取小字幼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徐门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的生活。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离开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哈弥尔登”。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 ——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国的哈弥尔登，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康桥月色
徐志摩与诗本来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现今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有二、三十首，大部分都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还可以约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写诗象着了魔似的，他是怎么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 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 （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上，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 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败笔。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与《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斯）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 “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人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部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作者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小说、剧作、翻译
徐志摩在其将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外，同时还写了一些小说、剧本并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共计十一篇，后以《轮盘》为题合集出版，这是他的唯一的小说集。
他的小说不外乎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外国的某些社会风尚，同时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社会的某些生活侧面，题材是不广的，容量是有限的。他的小说多用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因而，他的作品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独特的华丽”（沈从文：《轮盘?序》）的格调。他的小说有的情节过于简略，近于速写，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轮盘?自序》）必须指出的：他的小说多数写司空见惯的男女恋爱，很少触及当时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尖锐问题。
徐志摩也热心倡导过戏剧活动。1923年新月社成立时，他积极组织戏剧活动，还创办过《剧刊》，也演过戏，但是他很少写剧本。他只写过一个剧本，叫《卞昆冈》，还是与陆小曼合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中，翻译倒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写诗也译诗，他创作小说、散文，也翻译小说散文。曼殊斐儿一共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园会》与《极乐》，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选译了其中八篇，自英国康桥译到中国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儿小说集》白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5年，他在编《晨报副刊》时，又翻译了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并连载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译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说《玛丽?玛丽》，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译过一些诗和散文。徐志摩的翻译也有他的偏爱，他说“除了曼殊斐儿是我溺爱，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玛丽玛丽·序》）
“新月”活动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上，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