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宣铁吾任上海警察局局长，后由于荣德生绑票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引咎辞职，宣又兼任警备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红人。宣铁吾与杜月笙几次三番斗法，杜畏之如虎，坐立不安。杜月笙是个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铁吾何以敢和他对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蒋经国的支持。
一、宣铁吾和蒋家的关系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他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铁吾和陈兆龙、张秋人等过从甚密，曾一度加入过CP。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宣考进军校，为第一期学生。黄埔学生中有左倾的“青年军人革命同志会”和右倾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宣铁吾进黄埔后，思想即逐渐倾向于后者。当时，蒋介石和蒋经国均住在黄埔军校内，宣曾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因为表现忠诚，又升为侍卫长。在黄埔这段时期，宣铁吾和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似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两人才分手。
抗战期间，浙东尚未沦陷时，蒋经国在奉化溪口旧宅读书，由马公愚讲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铁吾经常往访，作彻夜长谈。时宣铁吾已是浙江省中将保安副司令，经蒋经国的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成为身兼数职的浙江屈指可数的红人。由此，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宣铁吾对蒋介石忠诚，与蒋经国的观点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颇得蒋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认为，只有斗垮恶势力和黑社会，国民党的天下才有可为。
蒋介石是个多疑的人物。他组建中统和军统，本来有相互牵制之意，但后来戴笠青云直上，权大包天，到抗战末期，蒋介石对之已有戒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重庆成立了一 个秘密五人小组，参加的有宣铁吾、钱大钧、胡宗南等人，唯独没有戴笠。小组表面上的任务是平衡中统、军统两个特务组织的矛盾，实质上也有抑制戴笠权势的性质。蒋经国是深切了解内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宣铁吾。蒋经国和宣铁吾都对当时的贪污和大发劫收财的现象深为反感，而这些丑事大部分是由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干的。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之深，可以说甚于蒋、宣。蒋、宣后来和杜月笙的斗法，实质上是对抗军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接管上海前，蒋介石已决定钱大钧任市长。当时，吴铁城和戴笠都曾推荐上海警察局长的人选；钱大钧也开了一 套班子的名单。蒋介石对上海所有各局人选，都表同意，唯有警察局长一职，亲自点名由宣铁吾担任。这样一来，钱、戴、吴不仅无话可说，而且也真正感觉到了宣铁吾的份量。蒋介石所以这样信任宣铁吾，与蒋经国的推荐和促成分不开。
宣铁吾上任后，就提拔不属于中统、军统的俞叔平为警察局副局长（俞是奥国留学生，为中国甚少的警察法学博士）；宣的亲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别任人事处长和行政处长，但为了敷衍戴笠，也录用了一些军统的人，如张师、张达。宣铁吾在重庆启程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宣饯行；但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
蒋经国平生对两个人最称知己，一个是宣铁吾，另一个是王新衡。王新衡是军统的头头。后来蒋经国到上海，经常住在宣铁吾家中。
从上可知，宣铁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对抗，主要是蒋经国在幕后支持。宣在上海并无社会基础，而杜月笙这个“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人物，却对蒋经国、宣铁吾的联合力量感到束手无策。
二、抗战胜利后的杜月笙
杜月笙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起，结识了蒋介石。杜在青帮中的辈分极低，这是杜一生最感苦恼的事，但由于他后来和戴笠结下不解之缘，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谋划策，因此，实质上成了上海工商经济和黄色工会的幕后操纵人物。杜在四·一二屠杀中虽然有“功”，但并未博得蒋介石的过分青睐，直到抗战，杜竭力赞助戴笠组织“总动员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方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任主任委员，杜月笙、杨虎等任委员。杜慷慨解囊，捐助轻武器快慢机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个支队，其中如陆京士、水祥云等人，都是杜的门徒。这支杂牌部队，就是后来戴笠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抗战胜利，军统特务“五子登科”，大发劫收横财，当然也和杜月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抗日胜利后的上海，钱大钧虽是市长兼警备司令，但只是一个空名，掌握大权的实际上是吴绍澍。吴在国民党系统内不是个头面人物，但因吴开先被日本人逮捕又放回重庆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直由吴绍澍负责。所以一旦胜利，他就从地下冒了出来，蒋介石不得不给他些头衔和权力。当时，吴绍澍身兼东南军政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三青团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社会局长和《正言报》社长等重要职务，红极一时，炙手可热。所以要在本文提一提吴绍澍。
吴当时年少气盛，他一登上“宝座”，就头脑昏昏，公开和杜对峙起来。对于初出茅庐的吴绍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团根本不放在眼里。杜月笙的一大部分势力是在黄色工会，因此，吴就任社会局长，他们就首先开刀。杜想让吴开先当社会局长，陆京士当黄色工会总头目，以此来控制上海的工人。
1945年秋冬，抗战胜利后不久，杜一手包办的黄色工会就以“改善工人生活”为借口，闹起风潮，搞得吴绍澍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以“办事不力”被轰下了台；再加上中统、军统纷纷告状，吴绍澍竟被剃了个光头，只剩下了《正言报》社长一个闲职。对于杜月笙这种做法，蒋经国和宣铁吾尽管袖手旁观，但更加深了本来已有的反感，认定杜是要以黑手统治上海，因此决心和杜较量一番。
吴绍澍倒台后，杜月笙的触须事实上已经紧紧缠住了上海的银钱业、棉纺业、轮船业和黄色工会等等，但杜的公开身份，始终只是“中汇银行董事长”和“恒社”社长（“恒社”是杜月笙门徒以社会团体面貌出现的青帮组织），此外就是办办“浦东同乡会”、“上海小姐选举”等无聊的事。不过，杜月笙对于军队和警察，对于蒋经国和宣铁吾，却毫无办法。
三、万墨林案件的前因后果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总管，为杜门第一红人。早年，他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装鸦片烟，很得杜的信任。日伪时期，万在上海代杜看管家产，一经胜利，就俨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
杜回上海后，万更红得发紫，一蹴而升为“米业公会理事长”，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骂之为“米蛀虫”，万墨林当然首当其冲。在蒋、宣和杜的斗法中，他第一 个受到冲击。
1946年7月1日，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工潮、学潮频起，社会局势动荡。宣铁吾认为是杜月笙所操纵的恶势力哄抬物价，如不镇压，局面不得平静，于是，就决定拿万墨林开刀。这当然是“杀鸡给猢狲看”，冲着杜月笙来的。
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桥。宣下手令逮捕万墨林后，就关在七楼看守所内。全上海的日报、夜报和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宣铁吾并招待记者，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些对于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杜月笙很明白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联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忧心忡忡。杜的“智囊团”如陆京士等则不以为然，认为必须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
他们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业公会、黄色工会为武器，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大叫大嚷，说什么米价上涨，是产地粮食被共产党所控制，运不出来，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要求由司法机关进行仲裁。宣铁吾针对这些论调，宣称“治乱世用重典，政府为民除害，杀一儆百，责无旁贷”。这样一 来，万墨林已有被杀头的危险。杜家在惊恐之后，苦思对策。
他们一方面叫军统的小头目戚再玉（警备司令部第六缉查大队长，是个手操生杀大权的红人）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不要再骂“米蛀虫”；另一方面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杜月笙有个门徒陶建芳，黄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安司令部第六团团长、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和第三战区高参等职。陶既和宣铁吾熟悉，又对杜唯命是从，是个两跨的人物。但陶不敢亲自去对宣铁吾讲，就在深夜坐着杜的自备汽车，来找我商量，说万墨林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视。我不好推辞，就让陶去了看守所。陶向万转达了杜月笙的关心。当天晚上，杜月笙和陶悄悄来到我家中，杜月笙装得一脸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误会”。我感到难以下场，若不识抬举，贸然得罪这位“大亨”，事情就麻烦了。
我就给想了个办法，要陶建芳亲自去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所长，告诉他，如果拿到病危证明，也许可能试行交保就医。我当时认为他们通不了这个关节；万一弄来证明，公事公办，也可没有责任。不料钱能通神，两天以后，医务所果然来了“万墨林病危”报告，请求处理。我内心明白，落得顺水推舟，就冒了个小小的风险，将万交保就医，要求随传随到。事后向宣铁吾报告时，他大为震怒，一面斥责我不该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这位所长一 口咬定：“万墨林病危，如不就医，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
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而我也领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铁吾恐怕也难应付。后来和宣铁吾一次聊天中知道，宣也并不是非置万于死地不可，只是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而已。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从此，宣、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
关于宣杜交恶，还有一段插曲可说。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寿。杜和京剧界的关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戏两天祝寿，一时名角云集，轰动全国。宣是个京戏迷，只要名角，无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剧演员。遇到这样的盛会，宣怎么肯放过？但杜月笙请他，他又不肯去。杜当然发了请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开出席，这个座位就只能空着。但宣却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张招待券，微服改装，扮成一个商人，悄然前往。所有军宪、特务和杜门子弟，竟然没有一个认得出是“宣司令”。（那两天演戏，宪兵从傍晚起就将南京路到北京路这一段封锁，只凭请柬入内）。中国大戏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旧戏院，当第一天的《龙凤呈祥》演到一半时，圆顶上竟掉下来一大块石灰，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的座背上。这一 来，全场目光，顿时扫向宣铁吾，宣一时窘迫万状，唯恐被人识破真相，下不了台，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门口，杜门子弟才认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赶，连在场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无法可想。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为宣铁吾设宴压惊，但都遭到宣的拒绝。
四、杜维屏被扣与获释
1948年5月，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动荡不定，蒋介石却仍然挣扎，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坐镇上海，由宣铁吾配合，希望消灭贪污，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外滩中央银行二楼办公。此时和蒋过从最密的人，除宣铁吾外，还有王新衡。王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蒋经国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一再宣称，要镇压奸商，抑平物价。宣铁吾为了配合，即在警备司令部成立经济缉查机构，专门缉捕奸商；我当时即在此部门任职。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行动，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杜看到蒋经国、宣铁吾来势凶猛，就计划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
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王新衡是一 位十分圆滑的两面人物，他既和蒋经国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维屏既将被扣时，又通风给杜，叫杜注意。这样一来，吓得杜对45万港币一时未敢下手。但据我事后所知，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还是连夜赶造帐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维屏被扣，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斜，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
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终。
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我记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蒋介石到上海时，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亲自向宋美龄哭诉告状。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因沈阳刚刚解放，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命令封闭《大众夜报》（同时封闭的还有吴绍澍的《正言报》），并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周围有共产党。其实，在《大众夜报》并无地下党。
四、蒋经国和宣铁吾在1948年秋还杀了几个军统恶霸。
一个是戚再玉。此人身任警备司令部第六缉查大队长，后台是保密局的毛人凤。戚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在上海是个臭名远扬之徒。特别是戚通风放走大贪污犯徐继庄一案，使蒋经国大为震怒（当然还夹杂着军统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就亲自下令，将戚逮捕，经军法判处枪决。另一个是张亚民。此人也是军统特务，因敲诈一个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钞一案，后被告到蒋经国、宣铁吾手里，就也由蒋亲自下令，将张枪决。这两件大案，当时曾在上海各报连篇累牍刊载过，轰动一时，人民拍手称快。但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肓，杀几个人已无起死回生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