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6-27
我是河南省巩义市人,巩义原来叫巩县,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的故乡。杜甫出生的村子离我们村只有二十几里路,到现在那里还有“诗圣”降生时的窑洞。巩县还是清末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农商业者康鸿猷的故乡,他有一个国人皆知的绰号“康百万”。庚子年间,光绪和西太后蒙尘西安途经巩县时,他曾接驾留宿并资助白银一百万两,西太后感激之余,特赐此名。康家大院无论从规模还是文化底蕴上比山西那几所大院毫不逊色,我高中就是在康家祠堂改成的学校里读的。豫剧大师常香玉也是我们巩县人。总之,我的家乡是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热土,我为它骄傲。
在谈到自己的从军经历时,曲处长先讲了一段令记者几欲落泪的往事。我是桐颤1982年11月入伍到北京军区驻秦皇岛某高炮师的。1984年7月,老母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家中连发电报,我都没收到,直到第13天,战友探亲归队,带来了哥哥写的信,我才知噩耗,当时的感觉真好比万箭穿心一样。部队领导很理解我,马上准假,并帮助买票把我送上火车。我赶到老家时,正是老母的“二七日”(亡故14天)。哥哥姐姐及亲戚们正在哀悼,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小,母亲在世时最为疼爱。众人一见我愈加伤心,上百口人哭成一团。在我休假期间,接到了郑州高炮歼轮枣学院(现郑州防空兵指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随后两年的正规军校教育使我打下了牢固的军事理论基础。我能有今天的成绩,与在学院受到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学院我学的是雷达指挥仪专业,毕业后分到27集团军高炮旅任火控指挥仪站长(排级)。1986年12月,我们27集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从军部所在地石家庄市出发,以铁路输送方式开往云南老山战区参加轮战。军列恰好经过巩义,哥哥姐姐他们为了能“再见”我一面,轮流守候在离我家十几里远的火车站,只要一见有军列停站,马上就过去挨车厢打听我,结果在第四天我哥哥还真找到了我乘坐的闷罐车厢,他不由分说就把用“口挪肚省”攒下的钱买的“高档烟”往战友们手里塞。军列开动了,为了怕亲人们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我特地戴上墨镜。哥哥和抱着我小侄子的姐姐,追着军列流着泪喊着向我招手。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杜氏拆甫在他那首著名的“兵车行”中的诗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战争对于亲人来讲就意味着永远的生离死别,在这一点上,应该是不会有时代和政治色彩的。亲人们的身影看不见了,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旁若无人”地任凭泪洒衣襟。
在埋葬着976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烈士的麻栗坡县陵园里,我看见一位来自山东自发苍苍的老奶奶,把从家乡带来的已经干裂破碎的煎饼摆在儿子的墓前,坐在泥泞的红土地上放声痛哭。曲处长讲到这里,几滴热泪重重滴在玻璃板上(记者也把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咽进肚里)。我之所以谈这一段似乎与您的采访主题无关的往事,就是要说明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死一个战士,对军队和国家来讲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则是亲人们铭心刻骨永远的伤痛。现在我国在努力倡导用谈判、协商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无疑是深得人心的。当然,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在我国的头上,我们也决不害怕,但在具体战略战术上,应当精心谋划,采取更有效的战法,以国家的巧实力和必要的国家威慑力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战争的最高境界,尽量不死人或少死人。
现在书归正传,我们经过了5天5夜的铁路开进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然后又以摩托化行军进至文山州,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战前训练。虽然我们是27集团军,但对外代号是14集团军(T)。在这里我想再多说一句,那次我们27集团军全体参战部队,采用铁路输送和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开赴战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全部投送部署完毕。而现在我军经常举行建制师规模的跨区域军演,不仅动用各型固定翼军用运输机、陆军航空兵直升机,还可征调民航客机远距离投送兵力,使军运速度可以用小时来计算,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
在战前训练期间,我们除了针对性地练好体能和军事技能以外,重点端正了在部队中普遍存在的三种好早思想。一是畏敌思想。有些人总认为越军如何善战,其特工如何狡猾残暴,这种思想来自某些随意夸大添油加醋的不实传言。当然,必要的措施还是有的。那时部队的岗哨都是荷枪实弹双岗,但个别哨兵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开枪的情况也有。二是麻痹思想。文山离前沿阵地还有好几十千米,当地老百姓对这种“准前方”环境早已习以为常,过着安静平和的生活,一些战士由此产生错觉,认为战场不过如此。第三就是急于求战思想,认为来到前线就赶紧打,打完了赶快回去,老练个什么劲儿啊?当然这些思想问题,后来都得到真正的解决,并未在后来的实战中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另外搞好军民关系也是集训期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云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兄弟民族的某些生活习惯、文化风俗和行为举止与汉族有较大差异,搞不好会出乱子的。我们27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首善之地,理应在这方面做的更出色。事实上,我们部队也真正成为老山战区少数民族心目中的“文明之师”,他们编了个顺口溜来夸奖我们“东北虎,西北狼,北京来的小绵羊”。
1987年4月,我部开赴老山战区,正式接手兰州军区47集团军的阵地。由于该地区属于热带山岳丛林和喀斯特地貌,洞多谷深林密,地形复杂,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为了防止移交阵地时让越军钻了空子,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先派干部、班长、老战士到兄弟部队阵地上“实习”,了解人家是怎么处理敌情和突发事件的。二是采用撤一个上一个,交替掩护环环相扣,避免产生防守漏洞。当时,有些固定阵地换人但基本上不换重装备(火炮),所以我所在的高炮旅去了2个高炮营,只有一个营是携带装备的。另外的1个营担负军工任务,说实话,他们是最苦的。我们营的主要装备是57毫米高炮。由于越军空军的飞机没有出动,所以我们的57高炮就被安排在前沿阵地当机关枪使,以直瞄平射对付越军。当时我23岁,在连里当排长。我们连阵地在老山主峰南坡的一个北南榔的地方,阵地离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天宝农场、八里河东山等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几个重要阵地都很近。离越军阵地直线距离不足1600米,在观察镜里看到越军的洞口有脸盆口那么大,非常清楚。高炮原是打高速活动目标的,现在用来打固定目标非常有效,打三发炮弹,第三发保证打进越军的洞里,绝对有把握。我们连的炮阵地是在47集团军原有阵地上加以扩建而成的。阵地位于半山坡开出的一小片平地上。掩体上面覆盖着拱形的波纹钢板,钢板上还有很厚的石渣和土,相当坚固,没有大口径炮弹直接命中是很难摧毁的。阵地前面就是深沟,敌人打来的炮弹十有八九都落到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