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3-11
只要包装透明就能看到，卖家有隐私保护，骑手不会恶意查看的。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早就推出了“号码保护”功能，但不少用户对此并不知情，知情用户在下单时也经常会忘记勾选这项隐私保护选项。
一般美团对每一笔订单的买家姓名、手机号等信息做自动屏蔽处理，用户不再需要手动勾选“匿名购买”选项。自此以后，骑手和商家都将只能通过虚拟电话号码和APP内置聊天工具联系用户，订单完成后，虚拟号码和聊天页面永久失效，骑手和商家端保存的用户地址信息也将被隐藏。
美团“号码保护”
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启用“号码保护”之后，商家和骑手只能通过临时生成的虚拟号码联系用户，订单结束后，虚拟号码自动作废，商家和骑手也无法获知用户的真实电话号码，从技术上避免了用户信息的泄露风险。
推出隐藏号码功能对用户隐私保护是一种有益探索，但更应该在机制建设上多下功夫。平台如能在用户下单时以更明显方式提示用户勾选“号码保护”功能，并声明如不勾选可能产生的隐患风险，将更有助于用户的隐私保护。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早就推出了“号码保护”功能，但不少用户对此并不知情，知情用户在下单时也经常会忘记勾选这项隐私保护选项。
一般美团对每一笔订单的买家姓名、手机号等信息做自动屏蔽处理，用户不再需要手动勾选“匿名购买”选项。自此以后，骑手和商家都将只能通过虚拟电话号码和APP内置聊天工具联系用户，订单完成后，虚拟号码和聊天页面永久失效，骑手和商家端保存的用户地址信息也将被隐藏。
美团“号码保护”
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启用“号码保护”之后，商家和骑手只能通过临时生成的虚拟号码联系用户，订单结束后，虚拟号码自动作废，商家和骑手也无法获知用户的真实电话号码，从技术上避免了用户信息的泄露风险。
推出隐藏号码功能对用户隐私保护是一种有益探索，但更应该在机制建设上多下功夫。平台如能在用户下单时以更明显方式提示用户勾选“号码保护”功能，并声明如不勾选可能产生的隐患风险，将更有助于用户的隐私保护。
第2个回答 2022-03-16
可以。美团商家接收到大家订单的时候，会核实买家的信息在进行送货，这个时候商家当然可以买家地址了。
商家不仅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地址同样可以看到买家的一些个人信息，电话号码、名字等等。而且商家在安排骑手送货的时候一般要打开地图查看买家的具体位置，这样才能才能保证送货的准确性和准时性。如果你给出了差评商家可以通过你的个人信息给你打电话，希望你把差评取消。
也有的商家不怎么友善，他们会把你的信息公布，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号码、地址，这样就非常不好了。
点外卖注意事项
1、选择大品牌餐饮店。
大品牌餐饮店的卫生状况和食物品质相对有保障。订餐时注意看一下商家详情，仔细核查店家的营业执照和餐厅服务许可证，是否有店铺实景等。
2、清淡的烹调方法。
避开高油高盐高糖食物，如油炸类、烧烤类、煎饼类等。尽可能选择白灼、清蒸、焖煮等。若外卖还是比较咸、比较油，可以过下水，冲刷掉一些油、盐、糖等。减少过多的油盐糖及各种调味品的摄入。
3、注意食物搭配、营养均衡。
如吃汤粉、汤面、炒饭等一些纯淀粉类食物时，记得多加一份绿叶蔬菜；一般肉类较多的话，而青菜的分量是较少的，因此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应选择一荤一素或者一荤两素的；若外卖中马铃薯、芋头、山药、胡萝卜等这些根茎类的配菜时，可以相应地减少主食（如米饭、面条）的摄入量
不能的，查看不到。
给骑手差评除了扣钱，还会扣分，这个分数对于客户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外卖小哥关系就很大了，这关系到他们接单，如果分数低的话，接单次数自然会少很多，这直接就关系到他们的收入。
美团软件是会保护顾客信息安全的，所以用户的个人信息不会到美团骑手哪里，所以大可不必担心骑手会上门报复。但投诉差评都会导致骑手被罚款，骑手肯定也会知道有差评。
给骑手差评除了扣钱，还会扣分，这个分数对于客户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对于外卖小哥关系就很大了，这关系到他们接单，如果分数低的话，接单次数自然会少很多，这直接就关系到他们的收入。
2016年8月，北京市食药监局利用高科技手段对互联网违法行为进行搜索监测，为监管部门提供了一批违法线索，查处了一大批违法案件。8月10日，北京市食药监局对美团进行立案调查。2018年6月22日，美团正式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9月20日，美团登陆港交所。
2021年10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计34.42亿元。
第3个回答 2022-03-10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餐盟研究
林玥最喜欢的一家啵啵鱼米饭店，通过饿了么点餐更便宜，而且时常可以领到优惠券。有一天，这家店从饿了么上消失了。她后来才得知，那是店家被迫“二选一”后下了架。
二选一，是外卖平台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要求入驻商家签署独家合作的手段。
10月8日，美团因滥用市场支配权力，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处罚34.42亿元，同时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这条消息迅速冲上了热搜，作为网络外卖服务的生产端和消费端，诸多餐饮商户和食客对此显露出强烈的表达欲。
据了解，为了保证独家合作协议的实施，外卖平台会向商家收取保证金，一旦发现商家同时入驻竞品平台，便会对“头铁”的商家采取提高抽佣比例、剔除补贴优惠、店铺降权等多种“惩罚”，以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
在广州做粥粉面的吴寻听说美团被罚，直呼“大快人心”。他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上半年遭遇“二选一”的经历：“当时美团业务经理告诉我，如果坚持上线双平台，将自行承担佣金和保底费上调、取消配送费补贴、缩小配送范围等后果。”
快餐利薄，吴寻家的客单价在13元左右，原本18%的费率已造成不小的经营压力，倘若这个数字再度调高，于他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
在商家勒紧裤腰带的对立面，外卖平台堆金积玉。
根据网络官方数据，美团外卖的佣金费率普遍在18%-26%之间，饿了么的费率在15%-25%之间。
事实上，抽佣早已成为外卖企业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美团1147.9亿元的收入中，佣金收入达742.1亿元，占总营收的64%。而全集团的佣金收益项里，近8成来自于餐饮外卖业务。
其实，缴纳佣金只是商家入驻平台迈出的第一步，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商家还需要遵循各项平台设置的“游戏规则”，比如贴钱参与官方推出的会员红包等高频次活动。如果想要店铺在app首页获得更高的曝光和流量，就要升级为“氪金玩家”。经营烧烤外卖的陈明表示，自己每天光推广费就要烧掉1000元以上，而且“不敢停”，一旦关闭推广键，订单量会跌得很惨。
虽然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平台掌握绝对话语权，但中小商户不会轻易离开线上外卖这个阵地，尤其是感受过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创击后。根据《2020-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研究报告》，虽然2020年餐饮业遭遇寒冬，在线外卖市场规模6646.2亿元，同比增长15%；在线外卖规模已达4.56亿人，同比增长7.8%。
美团外卖发布的《2020年中国餐饮外卖中小商户发展报告》则指出，外卖平台里的中小商户数量占比超过八成，近六成商户于一年内开通外卖服务。
作为千千万万中小餐饮商户中的一员，吴寻表示，中小商家是受到外卖垄断规则冲击最大的群体，值得更多关注。
“有时候骑手遇到一些不公的待遇，还可以通过微博或其他渠道反映，但咱们小商家去哪里申诉呢？很少有人在意我们。”
“其实，我们的生存状况比骑手更加不容易。”
选择之困
当美团被罚34亿元的消息传遍社交网络，吴寻在个人账号敲下“痛快”两个字。
他家的粥粉面店已在广州中山开了七八年，那口家常味道很得社区街坊的欢心。不过，近两年食客的消费习惯明显发生改变，在线点餐的人多了，店里的客流越来越少，迫于经营压力，吴寻帮家人开通外卖业务，交了1000元保证金，也就是“入场费”，跟美团签下优加合作协议。
当地快餐业竞争激烈，不超过20元的客单价，堂食利润30%，外卖还要压得更低。今年2月，饿了么地推首次发来入驻邀请，吴寻立刻同意了。没过多久，消息灵通的美团经理提醒他，如果同时在双平台开店， “就没那么优惠了”。
吴寻查看对方传过来的具体条款才得知，如果跟饿了么签约，就会被美团从优加合作名单中剔除，意味着一系列权益受损：费率从18%上涨为23%，原本每单4元的保底服务费将增至5.5元，同时配送范围缩小。
吴寻觉得这个条款离谱。他家每单均收13元左右，本来利润就很低了，一旦佣金上调，对于营收的打击相当惨烈。他跟美团经理争取了很久，又向饿了么商务求助，对方建议他暂时下架饿了么店铺上的商品，除此之外，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吴寻给美团外卖官微留言，客服让他填写城市经理人等信息，一想到面临被报复的可能性，他还是放弃了。
或许是听到了风声 ，在监管局对美团下达判决指令之前，在深圳经营小碗菜的花语突然收到短信提示：一年前向美团交纳的1500元保证金已退回账户。
去年进驻美团时，花语被告知要签独家协议，如果不签佣金多扣4个点，每单保底费增加1.5元。当被问及签独家之后增加了哪些相应权益，花语露出苦笑，“不是签了会有哪些好处，而是赤裸裸告知你不签会有哪些坏处。”她心里清楚，一旦开通了竞品平台，店铺很可能被屏蔽，直接失去曝光量——所以根本没得选。
而对于一些不那么“听话”的商家，外卖平台可能会使用 “关小黑屋”的手段。
拥有一家米粉店的刘航，面对“二选一”送命题曾表示抗拒，并因此付出了代价。那段时间，饿了么业务员跑到他店里好几趟，要求他下架美团的商铺，语气软硬兼施。但刘航不记得合同里规定要独家合作，就没理会。回绝对方之后，他神经有些紧绷，起先前台和后台的情况并无异样，但平时饿了么日均几十单生意，当天却一单也没有接到。登陆PC后台一查，刘航懵了，“他们竟然把我家配送范围偷偷改为附近的一个湖里……”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陆宣奇身上。两年前的夏天，饿了么商务致电通知他关掉竞品平台店铺，他没同意，就被降低了配送范围，提高了外卖起送价格，变相“赶客”。陆宣奇找客服理论，对方明确告知，若坚持“吃两家饭”，今后还会遇到同样的处理方式。一天之后，他再度查看系统后台，这次配送范围又被修改了——定位到当地某荒无人烟的区域。
如今，不管是顺从者还是异议者，都发现自己的店可以同时入驻多家平台，“二选一”限制已解除。不过，在经营网络外卖业务的过程中，“选择题”似乎无处不在。
2、生存之困
一纸 “独家合作协议”递来时，李康帅心中闪过一丝不痛快，但他很快说服了自己：毕竟平台也不是做慈善，平台也要赚钱啊。
李康帅在西南省会城市经营豆米火锅，2018年底开通了美团外卖业务，如今快满三年了。决定做外卖之前，他观察了很久路上奔波的外卖小哥，以黄色制服居多，就拍板签约美团。
比起单平台经营，更困扰他的是领不完的后续“作业”——频繁参与补贴顾客的福利活动。外卖界面上的优惠活动分两种，一类店家自行设置，如满减折扣、到店领券，还有一类是官方推出的活动。
官方活动包括减免配送费、会员礼包，还有各种膨胀红包补贴。平台希望通过补贴用户，来实现自身最大化收益。然而，外卖会员享受的满减优惠和红包，由平台和商家分担。在李康帅展示的订单截图里，共计7元的红包补贴，平台解决4元，另外3元需要由商家让利。
他发现，活动开通期间，平台承担的补贴额度一直在缩水：如满40减3元的会员补贴，原本美团承担1元，商家2元，之后就被业务经理修改为平台0元，商家3元。如果不进后台反复查看，甚至察觉不了分摊规则的变更。
业务经理当初告诉吴寻，多参与平台活动，会获得首页专门的入口展示，增加获客流量，平台对于红包也有补贴。如果参与美团红包活动，吴寻每一单多扣2-3元。为了吸引商家参与，平台有一些巧妙的方式：先抛出一些力度较大的配送费补贴，比如每单3元的配送费，平台承担1元。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补贴取消了，吴寻想再申请，业务员提出“资源置换”的建议：你参加活动，到时平台再给你申请补贴。而业务员口中的“补贴”，吴寻至今还未收到。
针对外卖用户设置的优惠活动，有时甚至无需商家操作。
2019年底，一条美团app推送提醒李康帅 “业务经理给您修改了经营活动范围”。登录账号后台，面对一项莫名增加的会员红包活动，他很纳闷，为何自己的后台能被他人修改，随即更换了密码。业务员表示，这是领导下派的KPI，让他“理解一下”。“被改动”次数多了，李康帅也懒得多费唇舌，换以一种无声的“对抗”：前脚业务经理创建了一项会员红包，并设置了商家承担金额及红包数量，他后脚进后台点击关闭。
在业务经理的劝说下，思桐参加了官方活动，到期以后想取消，餐品配送范围被调整为百米之内。她连忙向业务员询问，对方的回复是“总部调控，想扩大送餐范围就得搞满减活动。”
吴寻则遇到过饿了么经理不打招呼，帮他报名会员活动。虽然对方称是因为搞错了，但这样的“失误”一再出现。据他透露，饿了么的会员红包还没法及时取消，一旦显示于前台，三天之后商户才能操作下线。
以吴寻的角度，通过给用户“甜头”，吸引新客流、提升复购率对自己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活动具体能为店铺增加多少新客、带来多少流量，他说不好，“就像面对一个‘黑箱’，我看不到具体的转化数据。后台只展现今天几个客户是用了会员红包购餐的。”
唯一可以感知到的，是自己在平台规则中反复横跳时窥见的笑颜。刚刚过去的9月，吴寻切身感受到美团、饿了么两方的拉锯：美团经理同意他将会员红包成本从3元调为2元，饿了么那边立刻允诺，只要开通会员红包，就能领取配送费补贴。
“补贴承诺”如同悬在眼前的胡萝卜，促使吴寻这样的中小商家不停跳入平台制定的游戏。
3、规则之困
听说美团受到处罚，陈明有些不以为然地想，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要从商家和骑手身上讨回来。
对于纯做外卖生意的餐饮人来说，外卖平台是唯一获客来源，必须倾注全力。加盟了重庆烧烤品牌、目前在美团拥有两家店的陈明感触颇深：“外卖这个行业已经很内卷了，如果不砸钱做推广，店铺就没有流量，就没有钱挣。”
每次登入推广费的充值账号，陈明都感到“经费在燃烧”。
最近他跟朋友收购了新门店，为了迅速聚拢客源，每日推广费一度高达3000元至4000元。在美团系统里，点金推广和铂金展位是应用率最高的“引流神器”，前者类似于以竞价排名的方式获取平台曝光和流量，开通服务以后，会根据商户广告投入和店铺综合质量显示排名顺序，商户氪金越多，越有机会排名靠前。
点金推广按点击计费，如果设置为1元/点击，即每多一个消费者循着商家列表点开店址，商家就花出1元广告费。不过，点击店面与下单支付之间的转化，还存在诸多变数。
铂金展位则根据曝光次数扣费，如果竞价靠前，店铺信息将被推送到配送区用户的app首页。陈明至今没弄明白铂金展位的具体作用，但他知道同一条街的竞争对手都开了这个工具，自家也不敢落下。
虽然推广产品一天也不敢停，但陈明心里始终有一团疑惑：如果低评分的店铺靠多砸钱排在商家序列前位，当劣币驱逐良币，怎么能为顾客提供更好的餐饮体验呢？
经过前期三个月的测试摸索，吴寻才确定最适合自家店的推广模式。每日推广预算上限50元，在8点到9点早餐时段，他出价0.4元/点击，午餐高峰期上调至0.5元/点击，平常时段则降为0.3元/点击。铂金展位，他只用在订餐高峰期，每次推1至2个小时。
根据商家订单量和商圈情况，系统也会提供出价建议。吴寻将滑标调至0.5元时，红字毫不留情地提醒“出价排名极差，低于商圈80%的商家”，并标明同商圈平均出价为1.4元。起初，系统提示会给吴寻带来心理压力，但他尝试提高推广单价后，曝光量的增加效果并不理想。结合后台的经营数据统计，对于吴寻来说，7.2%的入店转化率处在正常水平，若低于这个标准，就说明推广效果不佳，需要做出调整了。
如果说推广工具的花费金额、使用频次还能自己掌握，高昂的固定费率，已成为外卖业务里，中小商户跨不过去的坎。
有个餐饮老板在店铺倒闭前夕发抖音感慨，打败自己的不是同行，而是外卖平台。他曝出抽成比例：15元的订单，按照每单扣点21%算需向平台缴纳3.15元，但平台规定商户每单需缴纳的保底费为3.5元，再加上扣除的2元配送费，到手仅剩9.5元。
做餐饮半年多下来，网络外卖营收的20%-30%都要“上供”，常使陈明有一种感觉，“自己不是在当老板，而是在给外卖平台打工。”
吴寻表示，在广东中山，快餐品类的堂食价也就13-18元左右，美团每单抽成18％。如果开通快送+专送的混合配送方式，保底费4元，即每单至少要扣掉4元以上。
2020年疫情期间，实体餐饮商家的经营受到重创，只能靠线上勉力维持，而外卖平台抽佣是否过高，曾掀起一波大范围讨论，重庆、四川、云南，山东等地餐饮商会纷纷呼吁外卖平台降费率。今年5月，美团外卖开始实行新的佣金方案，细化为技术服务费、履约服务费两部分，其中技术服务费按固定比例收取，履约服务费为浮动收费，随距离、价格、时段呈阶梯式计价。
在新一版规则下，配送距离近、客单价高的订单，扣点更低；远距离、低客单的外卖则费率成本增加。
抽成改革之前，李康帅与美团签的费率为16%，固定扣点转向更加透明化，按理说是件好事。但他觉得现在的配送收费规则过于复杂，必须看得非常仔细，自己直到现在也没捋清这套计算方式。
“说实话，线上很多那种夫妻店，有的学历也不高，凭本事赚钱，根本看不懂这些费用。”
陈明根据实际情况总结，这次费率上的调整，对于餐饮小商家来说受益很有限，“每天整个订单量的10%或20%，降低了几毛钱而已。”
4、经营之困
小伞发现，自己在外卖平台点的麻辣香锅份量越来越少了，忍不住找店家讨说法。老板两手一摊：目前生意难做，加上各种满减活动，10元的餐食自己到手才3元。顿时，小伞心生“怜爱”，不好意思继续抱怨了。
而知乎博主“好难说故事”则爆料，自己曾在某平台点了两个炒素菜一碗米饭，30多元的价格，扣掉红包实付26元。
这家小饭馆其实离他家很近，当晚他走进店里点了一模一样的菜，拿到账单时愣住了：18元。
外卖软件的常客，纷纷在网上留下吐槽：“外卖店的馄饨比实体店贵几块钱，量却少了一半”“3块钱500ml的可乐，外卖平台要5块6，而且还是300ml的”。
有大V针对这个现象分析道，外卖平台对商家进行抽佣，而这些额外支出的钱就让商家用在了定价权上。通常外卖定价都会比去饭店吃要贵一些，或者菜量小一些。
对此，吴寻只能表示无奈：“做外卖定价必须高于堂食价格，因为每单要扣那么多费率佣金嘛。如果想线上到手的价格跟堂食一样，那得在实体店菜单价基础上增加7元钱左右吧。”但令他头疼的是，如果光“简单粗暴”地加价，订单量又会很惨，需要自己把握一个平衡。
李康帅也承认，因为有打包费和配送费，外卖自然要比堂食贵，“但加上做的各种优惠折扣活动，消费者实付金额跟线下消费差不多。”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没在外卖平台上架饮料，就是不想让顾客觉得价格不合理。
“现在只有那种用料理包的商户能活得更好。”李康帅称，做火锅外卖虽然平均单量少，但凭借较高的单价和利润，还能维持在不错的经营状态。他从同行交流版面的留言里获悉，单价低的快餐店是很难回本的，除非用更廉价的食材。
“随着消费者意识觉醒和各路媒体曝光，我希望他们活不下去。可混不下去，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而在取餐环节，在外卖系统算法的操控下，餐饮店家与骑手发生摩擦的几率激增。前段时间，广州一名女骑手因为商家让她多等一两分钟发了脾气，掀了凳子，两人从口角上升为肢体冲突。面对镜头，老板吐出四个字：“两败俱伤。”
在店里，吴寻常常见到外卖员因为希望尽快送达，或接单太多，出现非常焦虑、不耐烦的情绪波动，甚至催餐时恶语相向。由于心急，骑手取错餐、漏餐的情况时有发生，消费者不满意，店家也得承担连带损失。
李康帅则透露，有一次七分钟就备好一单，并且点击了外卖后台的“出餐”按钮，但外卖小哥一直没来取餐。食客来电质问，为何app上显示骑手已到店20分钟，出餐却这么慢？李康帅满心疑惑，点开了卖家端的app，实时位置中这名骑手正在其他小区取餐。
显然，消费者与商家两个端口展现的不一样。他叹道：“打了一个位置信息差。所以我们都一样，都是困在系统里的人。”
即便如此，他不得不承认：“虽然有很多令我讨厌的地方，但垄断地位让我离不开外卖平台。”
经过几年用心经营，李康帅的美团商铺获得五星好评，每月在平台上的收入有4万至5万。虽然平时线上与线下收益五五开，但“如果遇到下雨或恶劣天气，就非常依靠外卖了”。
“就算平台收取很高的服务费，我们还得咬牙做下去，不然只能任由竞争对手抢占外卖这块蛋糕了。”
吴寻也认为，外卖消费作为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成果，是大势所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中小商户不能再自我局限，肯定得积极迎合数字用餐变化。“顶多就是我们商家多承受一点，然后这个成本肯定多少也得转嫁到顾客身上。”
结语：
2020年疫情期间，云南省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在致美团等外卖平台的公开信中提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予人玫瑰，手有余香。餐饮企业与外卖平台一直相互依托，共赢发展。”
事实上，外卖产业链条牵涉的平台、商家、顾客、骑手，牌桌上的每一方参与者，本应是互利共生的关系。
只有当垄断行为被真正杜绝，才能使更多缺乏话语权的中小餐饮商户望见长期经营的曙光，使消费者吃到更健康、价格更合理的菜品，让整个外卖生态得以健康发展。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文丨餐盟研究
林玥最喜欢的一家啵啵鱼米饭店，通过饿了么点餐更便宜，而且时常可以领到优惠券。有一天，这家店从饿了么上消失了。她后来才得知，那是店家被迫“二选一”后下了架。
二选一，是外卖平台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要求入驻商家签署独家合作的手段。
10月8日，美团因滥用市场支配权力，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处罚34.42亿元，同时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这条消息迅速冲上了热搜，作为网络外卖服务的生产端和消费端，诸多餐饮商户和食客对此显露出强烈的表达欲。
据了解，为了保证独家合作协议的实施，外卖平台会向商家收取保证金，一旦发现商家同时入驻竞品平台，便会对“头铁”的商家采取提高抽佣比例、剔除补贴优惠、店铺降权等多种“惩罚”，以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
在广州做粥粉面的吴寻听说美团被罚，直呼“大快人心”。他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上半年遭遇“二选一”的经历：“当时美团业务经理告诉我，如果坚持上线双平台，将自行承担佣金和保底费上调、取消配送费补贴、缩小配送范围等后果。”
快餐利薄，吴寻家的客单价在13元左右，原本18%的费率已造成不小的经营压力，倘若这个数字再度调高，于他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
在商家勒紧裤腰带的对立面，外卖平台堆金积玉。
根据网络官方数据，美团外卖的佣金费率普遍在18%-26%之间，饿了么的费率在15%-25%之间。
事实上，抽佣早已成为外卖企业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美团1147.9亿元的收入中，佣金收入达742.1亿元，占总营收的64%。而全集团的佣金收益项里，近8成来自于餐饮外卖业务。
其实，缴纳佣金只是商家入驻平台迈出的第一步，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商家还需要遵循各项平台设置的“游戏规则”，比如贴钱参与官方推出的会员红包等高频次活动。如果想要店铺在app首页获得更高的曝光和流量，就要升级为“氪金玩家”。经营烧烤外卖的陈明表示，自己每天光推广费就要烧掉1000元以上，而且“不敢停”，一旦关闭推广键，订单量会跌得很惨。
虽然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平台掌握绝对话语权，但中小商户不会轻易离开线上外卖这个阵地，尤其是感受过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创击后。根据《2020-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研究报告》，虽然2020年餐饮业遭遇寒冬，在线外卖市场规模6646.2亿元，同比增长15%；在线外卖规模已达4.56亿人，同比增长7.8%。
美团外卖发布的《2020年中国餐饮外卖中小商户发展报告》则指出，外卖平台里的中小商户数量占比超过八成，近六成商户于一年内开通外卖服务。
作为千千万万中小餐饮商户中的一员，吴寻表示，中小商家是受到外卖垄断规则冲击最大的群体，值得更多关注。
“有时候骑手遇到一些不公的待遇，还可以通过微博或其他渠道反映，但咱们小商家去哪里申诉呢？很少有人在意我们。”
“其实，我们的生存状况比骑手更加不容易。”
选择之困
当美团被罚34亿元的消息传遍社交网络，吴寻在个人账号敲下“痛快”两个字。
他家的粥粉面店已在广州中山开了七八年，那口家常味道很得社区街坊的欢心。不过，近两年食客的消费习惯明显发生改变，在线点餐的人多了，店里的客流越来越少，迫于经营压力，吴寻帮家人开通外卖业务，交了1000元保证金，也就是“入场费”，跟美团签下优加合作协议。
当地快餐业竞争激烈，不超过20元的客单价，堂食利润30%，外卖还要压得更低。今年2月，饿了么地推首次发来入驻邀请，吴寻立刻同意了。没过多久，消息灵通的美团经理提醒他，如果同时在双平台开店， “就没那么优惠了”。
吴寻查看对方传过来的具体条款才得知，如果跟饿了么签约，就会被美团从优加合作名单中剔除，意味着一系列权益受损：费率从18%上涨为23%，原本每单4元的保底服务费将增至5.5元，同时配送范围缩小。
吴寻觉得这个条款离谱。他家每单均收13元左右，本来利润就很低了，一旦佣金上调，对于营收的打击相当惨烈。他跟美团经理争取了很久，又向饿了么商务求助，对方建议他暂时下架饿了么店铺上的商品，除此之外，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吴寻给美团外卖官微留言，客服让他填写城市经理人等信息，一想到面临被报复的可能性，他还是放弃了。
或许是听到了风声 ，在监管局对美团下达判决指令之前，在深圳经营小碗菜的花语突然收到短信提示：一年前向美团交纳的1500元保证金已退回账户。
去年进驻美团时，花语被告知要签独家协议，如果不签佣金多扣4个点，每单保底费增加1.5元。当被问及签独家之后增加了哪些相应权益，花语露出苦笑，“不是签了会有哪些好处，而是赤裸裸告知你不签会有哪些坏处。”她心里清楚，一旦开通了竞品平台，店铺很可能被屏蔽，直接失去曝光量——所以根本没得选。
而对于一些不那么“听话”的商家，外卖平台可能会使用 “关小黑屋”的手段。
拥有一家米粉店的刘航，面对“二选一”送命题曾表示抗拒，并因此付出了代价。那段时间，饿了么业务员跑到他店里好几趟，要求他下架美团的商铺，语气软硬兼施。但刘航不记得合同里规定要独家合作，就没理会。回绝对方之后，他神经有些紧绷，起先前台和后台的情况并无异样，但平时饿了么日均几十单生意，当天却一单也没有接到。登陆PC后台一查，刘航懵了，“他们竟然把我家配送范围偷偷改为附近的一个湖里……”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陆宣奇身上。两年前的夏天，饿了么商务致电通知他关掉竞品平台店铺，他没同意，就被降低了配送范围，提高了外卖起送价格，变相“赶客”。陆宣奇找客服理论，对方明确告知，若坚持“吃两家饭”，今后还会遇到同样的处理方式。一天之后，他再度查看系统后台，这次配送范围又被修改了——定位到当地某荒无人烟的区域。
如今，不管是顺从者还是异议者，都发现自己的店可以同时入驻多家平台，“二选一”限制已解除。不过，在经营网络外卖业务的过程中，“选择题”似乎无处不在。
2、生存之困
一纸 “独家合作协议”递来时，李康帅心中闪过一丝不痛快，但他很快说服了自己：毕竟平台也不是做慈善，平台也要赚钱啊。
李康帅在西南省会城市经营豆米火锅，2018年底开通了美团外卖业务，如今快满三年了。决定做外卖之前，他观察了很久路上奔波的外卖小哥，以黄色制服居多，就拍板签约美团。
比起单平台经营，更困扰他的是领不完的后续“作业”——频繁参与补贴顾客的福利活动。外卖界面上的优惠活动分两种，一类店家自行设置，如满减折扣、到店领券，还有一类是官方推出的活动。
官方活动包括减免配送费、会员礼包，还有各种膨胀红包补贴。平台希望通过补贴用户，来实现自身最大化收益。然而，外卖会员享受的满减优惠和红包，由平台和商家分担。在李康帅展示的订单截图里，共计7元的红包补贴，平台解决4元，另外3元需要由商家让利。
他发现，活动开通期间，平台承担的补贴额度一直在缩水：如满40减3元的会员补贴，原本美团承担1元，商家2元，之后就被业务经理修改为平台0元，商家3元。如果不进后台反复查看，甚至察觉不了分摊规则的变更。
业务经理当初告诉吴寻，多参与平台活动，会获得首页专门的入口展示，增加获客流量，平台对于红包也有补贴。如果参与美团红包活动，吴寻每一单多扣2-3元。为了吸引商家参与，平台有一些巧妙的方式：先抛出一些力度较大的配送费补贴，比如每单3元的配送费，平台承担1元。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补贴取消了，吴寻想再申请，业务员提出“资源置换”的建议：你参加活动，到时平台再给你申请补贴。而业务员口中的“补贴”，吴寻至今还未收到。
针对外卖用户设置的优惠活动，有时甚至无需商家操作。
2019年底，一条美团app推送提醒李康帅 “业务经理给您修改了经营活动范围”。登录账号后台，面对一项莫名增加的会员红包活动，他很纳闷，为何自己的后台能被他人修改，随即更换了密码。业务员表示，这是领导下派的KPI，让他“理解一下”。“被改动”次数多了，李康帅也懒得多费唇舌，换以一种无声的“对抗”：前脚业务经理创建了一项会员红包，并设置了商家承担金额及红包数量，他后脚进后台点击关闭。
在业务经理的劝说下，思桐参加了官方活动，到期以后想取消，餐品配送范围被调整为百米之内。她连忙向业务员询问，对方的回复是“总部调控，想扩大送餐范围就得搞满减活动。”
吴寻则遇到过饿了么经理不打招呼，帮他报名会员活动。虽然对方称是因为搞错了，但这样的“失误”一再出现。据他透露，饿了么的会员红包还没法及时取消，一旦显示于前台，三天之后商户才能操作下线。
以吴寻的角度，通过给用户“甜头”，吸引新客流、提升复购率对自己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活动具体能为店铺增加多少新客、带来多少流量，他说不好，“就像面对一个‘黑箱’，我看不到具体的转化数据。后台只展现今天几个客户是用了会员红包购餐的。”
唯一可以感知到的，是自己在平台规则中反复横跳时窥见的笑颜。刚刚过去的9月，吴寻切身感受到美团、饿了么两方的拉锯：美团经理同意他将会员红包成本从3元调为2元，饿了么那边立刻允诺，只要开通会员红包，就能领取配送费补贴。
“补贴承诺”如同悬在眼前的胡萝卜，促使吴寻这样的中小商家不停跳入平台制定的游戏。
3、规则之困
听说美团受到处罚，陈明有些不以为然地想，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是要从商家和骑手身上讨回来。
对于纯做外卖生意的餐饮人来说，外卖平台是唯一获客来源，必须倾注全力。加盟了重庆烧烤品牌、目前在美团拥有两家店的陈明感触颇深：“外卖这个行业已经很内卷了，如果不砸钱做推广，店铺就没有流量，就没有钱挣。”
每次登入推广费的充值账号，陈明都感到“经费在燃烧”。
最近他跟朋友收购了新门店，为了迅速聚拢客源，每日推广费一度高达3000元至4000元。在美团系统里，点金推广和铂金展位是应用率最高的“引流神器”，前者类似于以竞价排名的方式获取平台曝光和流量，开通服务以后，会根据商户广告投入和店铺综合质量显示排名顺序，商户氪金越多，越有机会排名靠前。
点金推广按点击计费，如果设置为1元/点击，即每多一个消费者循着商家列表点开店址，商家就花出1元广告费。不过，点击店面与下单支付之间的转化，还存在诸多变数。
铂金展位则根据曝光次数扣费，如果竞价靠前，店铺信息将被推送到配送区用户的app首页。陈明至今没弄明白铂金展位的具体作用，但他知道同一条街的竞争对手都开了这个工具，自家也不敢落下。
虽然推广产品一天也不敢停，但陈明心里始终有一团疑惑：如果低评分的店铺靠多砸钱排在商家序列前位，当劣币驱逐良币，怎么能为顾客提供更好的餐饮体验呢？
经过前期三个月的测试摸索，吴寻才确定最适合自家店的推广模式。每日推广预算上限50元，在8点到9点早餐时段，他出价0.4元/点击，午餐高峰期上调至0.5元/点击，平常时段则降为0.3元/点击。铂金展位，他只用在订餐高峰期，每次推1至2个小时。
根据商家订单量和商圈情况，系统也会提供出价建议。吴寻将滑标调至0.5元时，红字毫不留情地提醒“出价排名极差，低于商圈80%的商家”，并标明同商圈平均出价为1.4元。起初，系统提示会给吴寻带来心理压力，但他尝试提高推广单价后，曝光量的增加效果并不理想。结合后台的经营数据统计，对于吴寻来说，7.2%的入店转化率处在正常水平，若低于这个标准，就说明推广效果不佳，需要做出调整了。
如果说推广工具的花费金额、使用频次还能自己掌握，高昂的固定费率，已成为外卖业务里，中小商户跨不过去的坎。
有个餐饮老板在店铺倒闭前夕发抖音感慨，打败自己的不是同行，而是外卖平台。他曝出抽成比例：15元的订单，按照每单扣点21%算需向平台缴纳3.15元，但平台规定商户每单需缴纳的保底费为3.5元，再加上扣除的2元配送费，到手仅剩9.5元。
做餐饮半年多下来，网络外卖营收的20%-30%都要“上供”，常使陈明有一种感觉，“自己不是在当老板，而是在给外卖平台打工。”
吴寻表示，在广东中山，快餐品类的堂食价也就13-18元左右，美团每单抽成18％。如果开通快送+专送的混合配送方式，保底费4元，即每单至少要扣掉4元以上。
2020年疫情期间，实体餐饮商家的经营受到重创，只能靠线上勉力维持，而外卖平台抽佣是否过高，曾掀起一波大范围讨论，重庆、四川、云南，山东等地餐饮商会纷纷呼吁外卖平台降费率。今年5月，美团外卖开始实行新的佣金方案，细化为技术服务费、履约服务费两部分，其中技术服务费按固定比例收取，履约服务费为浮动收费，随距离、价格、时段呈阶梯式计价。
在新一版规则下，配送距离近、客单价高的订单，扣点更低；远距离、低客单的外卖则费率成本增加。
抽成改革之前，李康帅与美团签的费率为16%，固定扣点转向更加透明化，按理说是件好事。但他觉得现在的配送收费规则过于复杂，必须看得非常仔细，自己直到现在也没捋清这套计算方式。
“说实话，线上很多那种夫妻店，有的学历也不高，凭本事赚钱，根本看不懂这些费用。”
陈明根据实际情况总结，这次费率上的调整，对于餐饮小商家来说受益很有限，“每天整个订单量的10%或20%，降低了几毛钱而已。”
4、经营之困
小伞发现，自己在外卖平台点的麻辣香锅份量越来越少了，忍不住找店家讨说法。老板两手一摊：目前生意难做，加上各种满减活动，10元的餐食自己到手才3元。顿时，小伞心生“怜爱”，不好意思继续抱怨了。
而知乎博主“好难说故事”则爆料，自己曾在某平台点了两个炒素菜一碗米饭，30多元的价格，扣掉红包实付26元。
这家小饭馆其实离他家很近，当晚他走进店里点了一模一样的菜，拿到账单时愣住了：18元。
外卖软件的常客，纷纷在网上留下吐槽：“外卖店的馄饨比实体店贵几块钱，量却少了一半”“3块钱500ml的可乐，外卖平台要5块6，而且还是300ml的”。
有大V针对这个现象分析道，外卖平台对商家进行抽佣，而这些额外支出的钱就让商家用在了定价权上。通常外卖定价都会比去饭店吃要贵一些，或者菜量小一些。
对此，吴寻只能表示无奈：“做外卖定价必须高于堂食价格，因为每单要扣那么多费率佣金嘛。如果想线上到手的价格跟堂食一样，那得在实体店菜单价基础上增加7元钱左右吧。”但令他头疼的是，如果光“简单粗暴”地加价，订单量又会很惨，需要自己把握一个平衡。
李康帅也承认，因为有打包费和配送费，外卖自然要比堂食贵，“但加上做的各种优惠折扣活动，消费者实付金额跟线下消费差不多。”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没在外卖平台上架饮料，就是不想让顾客觉得价格不合理。
“现在只有那种用料理包的商户能活得更好。”李康帅称，做火锅外卖虽然平均单量少，但凭借较高的单价和利润，还能维持在不错的经营状态。他从同行交流版面的留言里获悉，单价低的快餐店是很难回本的，除非用更廉价的食材。
“随着消费者意识觉醒和各路媒体曝光，我希望他们活不下去。可混不下去，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而在取餐环节，在外卖系统算法的操控下，餐饮店家与骑手发生摩擦的几率激增。前段时间，广州一名女骑手因为商家让她多等一两分钟发了脾气，掀了凳子，两人从口角上升为肢体冲突。面对镜头，老板吐出四个字：“两败俱伤。”
在店里，吴寻常常见到外卖员因为希望尽快送达，或接单太多，出现非常焦虑、不耐烦的情绪波动，甚至催餐时恶语相向。由于心急，骑手取错餐、漏餐的情况时有发生，消费者不满意，店家也得承担连带损失。
李康帅则透露，有一次七分钟就备好一单，并且点击了外卖后台的“出餐”按钮，但外卖小哥一直没来取餐。食客来电质问，为何app上显示骑手已到店20分钟，出餐却这么慢？李康帅满心疑惑，点开了卖家端的app，实时位置中这名骑手正在其他小区取餐。
显然，消费者与商家两个端口展现的不一样。他叹道：“打了一个位置信息差。所以我们都一样，都是困在系统里的人。”
即便如此，他不得不承认：“虽然有很多令我讨厌的地方，但垄断地位让我离不开外卖平台。”
经过几年用心经营，李康帅的美团商铺获得五星好评，每月在平台上的收入有4万至5万。虽然平时线上与线下收益五五开，但“如果遇到下雨或恶劣天气，就非常依靠外卖了”。
“就算平台收取很高的服务费，我们还得咬牙做下去，不然只能任由竞争对手抢占外卖这块蛋糕了。”
吴寻也认为，外卖消费作为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成果，是大势所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中小商户不能再自我局限，肯定得积极迎合数字用餐变化。“顶多就是我们商家多承受一点，然后这个成本肯定多少也得转嫁到顾客身上。”
结语：
2020年疫情期间，云南省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在致美团等外卖平台的公开信中提到：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予人玫瑰，手有余香。餐饮企业与外卖平台一直相互依托，共赢发展。”
事实上，外卖产业链条牵涉的平台、商家、顾客、骑手，牌桌上的每一方参与者，本应是互利共生的关系。
只有当垄断行为被真正杜绝，才能使更多缺乏话语权的中小餐饮商户望见长期经营的曙光，使消费者吃到更健康、价格更合理的菜品，让整个外卖生态得以健康发展。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第4个回答 2022-03-11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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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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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第5个回答 2022-03-13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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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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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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