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尽心操办抗大总校
由于滕代远早年曾参与领导秋收起义，和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并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一起领导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与缔造了人民军队，有着多年军事工作经验，又在苏联学习过军事，1940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时任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出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原副校长罗瑞卿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抗大的前身是1936年6月由中共中央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1937年8月任八路军115师师长以后，抗大的党政工作均由副校长主持。1940年4月，抗大总校搬到敌后开办。
滕代远到抗大任职时，正值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学校搬到敌后，教学与部队、教学与实战紧密结合。滕代远率领全校师生把战场当课堂，特别是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反日军“扫荡”作战中，滕代远命令抗大600名师生组成阻击部队，在洪岭、三十亩地等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抗大总校许多连队距离战场只有一二公里，学员和日军仅仅隔着一个山包，头上盘旋着日军战斗机，耳边响着枪炮声。滕代远和教员们授课时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在山洼里上大课、在山坡上战斗操练时敌人冲上来了，说撤就撤，该打就打，敌人走了继续学习。许多在课堂上搞不明白的作战指挥要素和关节点，在战后总结讲评时教员稍一点拨，学员就心领神会了，而且会记住一辈子。“战斗就是学习，学习也是战斗”成了当时抗大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我军将领成长的独有风范。
滕代远制定的抗大总校第六、七、八期学员培训的总方针是：“输送大批八路军、新四军的中高级指挥员，建设我们党指挥下的一支铁军。”强调：“抗大培养出来的学员决不能只是懂得战争规律的理论家，学员个个都首先应该成为带兵打胜仗的作战指挥员。抗大的教学是否成功，要拿到真刀实枪的战场上去检验。你的作战对手——敌人恰恰会是我们抗大学员学习成绩的评分员。”
在抗大学员培训计划安排上，滕代远注重从实际出发。他特别要求“野战作战部队的需要，就是抗大培养学员的终极目标”。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抗大总校出来的学员，军事本领一定要响当当。抗大总校不仅仅是学校，它就是名副其实的作战部队。”
在抗大办学方向上，滕代远既着眼于部队目前作战需要，更着眼于未来我军的长远发展。他强调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指出：“一个合成军队指挥员不懂得技术是战术的基础，就学不好合同战术，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目前，我军装备的落后是暂时的，随着战争的进程会不断改善而强盛。所以一定要把我们抗大办学的眼光和目标定在未来，绝对不允许短视，仅仅把思想束缚在‘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上。”
为了迅速提高教学水平，滕代远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改革教育培训制度。为了适应在游击环境中开展专业教学的需要，滕代远命令在抗大总校各团、各大队都设立军政主任教员，连队设立驻队教员，保证基层单位在天天打仗的情况下能独立开展教学活动。他指示抗大总校抽调80名在职教员，成立了军政、教育和工作三个研究室，集中精力学习研究，准备担负起培养更多的中高级指挥人员的任务；举办教员训练队、后勤干部训练队、医务人员培训队；建立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严格学习进度，定期上大课、测验、考核，定期举行学术讨论和时事政策报告；分期调回培训长期在外的抗大后勤人员，提高他们的政策和业务水平。为在作战中瓦解日军，抗大总校专门举办了日语培训队，强化训练三个月，使受训学员成长为受前线作战部队欢迎的“日军通”。尽管敌后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滕代远还是成功办起了工兵队，组织学员学习建桥、修路、筑城、爆破等专业技术。
按照加强正规化建设的规划，滕代远还对抗大总校的教学研究、教材编写、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健全，都提出了严格要求。他还亲自主持审定编译了苏联军事院校的统编战役、战术教材，仅抗大总校第七期，编印出版的教材就有41种，发行18000多册，通过不断摸索、总结、创新，逐步形成了滕代远特有的“严、实、深、细”的治学思想和教学风格。
在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和联系上，滕代远在明确办学方针、统一教材编制、统一教学方法、培训教员、调配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大加强了对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分校的领导，使抗大的校旗在黄河两岸和江淮大地高高飘扬。
主持抗大校务期间，滕代远经常天还没有亮，就带着警卫员骑马赶到十几公里外的学员团、营、连队操场，检查学员出早操情况，查看队列是否严整，人员有无缺编。他不断深入各个连队检查训练效果、内务、着装，甚至连是否按规定位置佩带枪支和弹药也列入他的检查范围。滕代远以身作则和其他学员一样从连、营、团战术、战役基本指挥要领开始学起，学习炮兵、装甲兵、工兵和航空兵的武器操作使用和战场运用的原则。作为抗大总校的主要领导，他不断深入到各教学连队，依次听主要教员讲课，参加教学讲评。一次在团以上干部学员野外作业讲评时，他耐心地教育大家：“军事理论一定要和实战相结合，决不能机械地照搬，这样才能把书本知识学活用活”。夜间侦察课上，滕代远跟着学员队跑了整整一夜，还精神抖擞地参加教学讲评，鼓励大家：“夜战、近战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敌人的飞机大炮在夜战、近战中是睁眼瞎，所以我们必须善于率领自己的部队在夜战、近战中杀出威风来。”
在抗大总校敌后办学期间参与的对日作战实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五月反扫荡”。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集结6万重兵，以“铁壁合围”、“铁筒封锁”等策略和“梳篦”战术，分多路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抗大总校是日军“扫荡合击”、“重点歼灭”的主要目标。冈村宁次叫嚣：“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我宁肯牺牲二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总校的干部！”5月21日，日军四路合击占领了位于河北邢台县浆水镇的抗大总校驻地，依据抗大总校提出的跳出日军合击圈最佳时间点选择的“利害变换线”理论，滕代远决定使用“敌进我进”擦肩而过的战术到日军背后去打击敌人。针对日军队形密集而抗大总校非战斗人员多、物品多、行动不便、作战兵力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实际情况，滕代远命令“抗大总校领导三人各带一部分部队，供给、卫生、后勤等部门就地分散隐蔽，最后在王蒙寨山谷会师”。滕代远与教育长何长工率领的部队会师路罗镇后，果断决定“连夜突围”。部队以急行军速度穿插在日军的重重“扫荡”包围中，第二天拂晓顺利地摆脱了日军的合围圈，只有陆军中学在敌众我寡的作战中牺牲30多人，副校长史紫千受伤后被俘英勇就义。7月7日，滕代远在抗大总校纪念抗战5周年大会上特别总结了5月反“扫荡”的意义和抗大学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宝贵教学经验，会场上陈列了师生们反“扫荡”缴获的战利品。
滕代远在抗大总校工作期间，正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条件非常困难的时期。学校驻地在山西、河北最贫瘠的地区，吃的基本上都是在武装掩护下到50公里以外的游击区或靠近敌占区的地方背回来的高粱米和黑豆，干粮是柿饼拌米糠碾的炒面。为了从生活上保证教学，滕代远号召全校人员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提出“节约一分钱，增加一分抗日力量”，总校实行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后勤部门自己动手建起了豆腐房、畜牧场、粉坊，开办了制造被服、鞋袜的军工厂和合作社，生产经销日用品和学习用品；学员们利用驻地房前屋后开荒造田，种植瓜果蔬菜、喂猪养羊，自己碾粮磨豆、砍柴挑煤，做到蔬菜、烧柴自给。滕代远经常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检查伙房，要求大家想方设法让一线教员每周能吃一顿馒头。除了寒冬腊月外，滕代远和何长工一起跟着大家打赤脚，保证反“扫荡”、行军打仗时有鞋穿。
抗大的许多学员后来陆续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有军长、兵团司令，有大军区政委、司令员，有军委各军、兵种司令员。1974年9月30日，滕代远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一位解放军空军干部来到滕代远的身边，报告说：“滕校长，您好！”“我是您的学生马宁，抗大六期毕业的，现在是军委空军司令员”。滕代远高兴地鼓励他：“把空军建设成为使敌人望而生畏的打击力量。”
自1940年到1942年，在滕代远担任主要领导的三年里，抗大总校培训出学员万余名，他们边学习、边战斗，被铸造成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为我军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直到今天，许多在世的抗大老领导、老教员，以及遍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各兵种、各大军区曾在抗大总校学习、当过学员的同志，谈起老校长滕代远的严格要求、实事求是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印象深刻，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