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之光照赣鄱
赣江——鄱阳湖地区在石器时代已经露出了文明的曙光，至商周时代已是光芒四射，耀眼夺目。可以说，赣鄱大地存在着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
1、石器时代的江西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显示，江西最早的原始文化是安义和新余两地发现的平原型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推论其时代距今约四万至五万年。也就是说，至迟从那个时期开始，江西地区开始有了人类生存，江西的历史也由此开端。
2、商周时代的江西
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发达时期。代表江西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有樟树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遗址、瑞昌铜岭遗址、鹰潭角山遗址等。此外，新干牛头城遗址和中陵遗址也是重要的代表。
富饶的赣江鄱阳湖平原上，分布着众多商周遗址，樟树吴城遗址是已经发现的商代遗址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一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遗址决不是一座普通的村落和聚邑，而是商代一处都邑。城邑是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权力结构的物化形式，统治者以其凌驾于全体社会成员之上的地位，修筑高城深壕，表明它们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代表，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共同标志。 吴城文化的居民选择吴城作为城邑，是经过精心规划的，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原则。如果把赣鄱平原比喻为一个“斗”形的向北开口的大盆地，吴城正好处于向南通道的“斗”口，故而成为古代南北交通要道，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是建立中心都邑的理想环境。从大环境来讲，北有长江天险，南有南岭阻隔，西有罗霄山，东有武夷山，四面有天然屏障，尤其是北面的长江，阻止了当时势力最大的政治集团--商人的南进，地形安全，为军事上的进攻、防守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赣鄱平原地势平坦，水网密布，气候湿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是天然的农业区。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吴城发展成为吴城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表示，由于面积过于庞大，这次发掘仅仅是试掘阶段。今后3年至5年内，将对角山窑址进行全面发掘，以了解其文化堆积状况，并结合古水文、古地层、古气候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全面、科学揭示其空间分布以及历史、逻辑演进过程。
二、豫章故郡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江西大抵成为“秦地”。两年后，秦灭齐，统一中国。从此，江西地区被置于中央帝国的直接统治下，江西地方的历史也由此融入中国整体历史之中。从汉代的豫章郡至明清的江西布政使司，2000多年间，江西经济和文化地位不断上升，并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和人文地理中重要的区域之一。
豫章郡的设立
西汉初年设立豫章郡，下辖南昌等18县，江西正式成为基本政区。此后豫章郡属县持续增长，到东汉末期增至25县。及至汉末吴初，由于孙权对山越的经略和增设郡县，中央及区域性政权对江西基本实现了全面的有效控制。在长达400多年的两汉统治期间，江西除在军事上继续保持重要地位外，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也逐渐提高。
汉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
两汉时期的江西经济，虽然不能与其他发达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相比，本身也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南北差距较大，但在全国的经济地区明显上升，真正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为六朝唐宋时期江西经济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当然，此时的江西毕竟还是经济、文化上较为边缘的地区。
六朝时期江西的持续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上出现大分裂、大割据的局面，各民族政权林立，南北长期对峙。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由于南方所受战乱相对较少，社会较为稳定，因此，江西和南方许多地区一样，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遇，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进步。
东汉末年，在群雄争夺江西的斗争中，孙策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数年之内，孙氏占据江西全境。自此，除西晋短暂统一外，江西相继处于东吴、东晋、宋、梁、陈六朝政权的统治之下。
六朝时期，江西行政区划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吴统治期间，江西郡县境至6郡58县，基本上奠定了今江西省行政区划的基础。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江西在全国的地位日趋重要。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改设江州,其主体为江西地区原有郡县。从此，江西作为直属于中央的州一级独立行政机构，跻身于全国大州的行列，这是江西地区在行政建制上的一次重大变化，也为江西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机遇。
六朝时期，江西社会经济经历了由逐步开发、持续发展到长足进步的过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可以说，六朝时期是古代江西逐步开发、发展的重要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经济文化的蒸蒸日上，为唐宋时期江西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三、“江西”由此而得名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也是江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受政治、军事、地理、民情等因素的影响与作用，江西这一次融入大中国历史的时间也稍稍滞后，其“隋唐五代”应是始于公元589年隋占江西，而终于公元975年宋灭南唐。让学生来谈“江西”由此而得名，老师总结。
江南西道的设置与江西政治地位的提高
隋唐五代时期是江西行政体制走向完备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江西随全国军政形势以及经济变迁而较大变化，在秦汉豫章郡、两晋南北朝江州的基础上分析离合，形成了相对稳定与规范的行政区域，基本上完成了今江西省行政区划的规模。
江西因偏离政治核心区，由于中央政治问题而引起的冲突影响较少，内部也相对安定，是隋唐五代政权统治较稳定的地区。
2、江西经济的迅速发展
隋唐五代的江西，处于由浅度开发向深度开发、由狭度开发向广度开发的时期，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外来移民不仅大大增加了江西地区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江西地区的经济开发。
隋唐大一统，带来了全国道路交通的极大改善。特别是隋大业年间开凿的大运河，唐开元初修治的大庾岭驿道，使江西地区融入了全国的交通网络系统之中，是江西社会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
3、江西的人文日新
隋唐五代特别是中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文化教育日益呈现出兴盛景象，成为中国突出的文化现象。
秦汉六朝江西的经济文化尚属于荆扬经济文化圈，其根本原因在于本区的经济文化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性格。隋唐五代江西地区在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大势推动下，快速而全面地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和颇具实力的经济文化区域出现在长江中游地区，初步呈现出“物华天宝”、“为杰地灵”的景象，并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宋元鼎盛
让学生来谈“宋代江西的辉煌”概况，教师总结
宋代江西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生产技术领域，农田水利中的陂堰堤坝工程建设成绩突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录水稻品种的专著《禾谱》，也是泰和人曾安止在北宋哲宗时期写出的，他的侄孙又将水田耕作所用的农具率先写成《农器谱》。
手工制造业中，冶金生产技术达到最高水平。利用铜矿山含有硫酸铜的泉水即胆水，浸入铁片，使铜与铁的分子产生置换反应，获得纯铜，叫“胆水浸铜”。
经济学领域，首开包买商经营方式之先河。南宋抚州布商陈泰，春天把钱预付给农户，夏秋收回他们织的麻布。商家有充足货源，农户不愁资金与销路。
思想学术与文学方面的成就巨大，贡献多样。让学生列举：婺源朱熹、金溪陆九渊是理学（道学）两大学派的领袖，永丰欧阳修、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家，修水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临川晏殊是北宋前期词坛的一个代表者，吉水杨万里的诚斋体诗风使他进入南宋四大家。吉安文天祥以爱国诗抒发忠义正气，在文化宝库中留下千古绝唱。“廿四史”中，欧阳修贡献了一部半。
全盛的书院教育，如白鹿洞等官办书院，墨庄等大批民办书院，以科举知识与道德修养并重。
南宋初年的婺源朱弁、鄱阳洪皓，出使金朝，被拘十五六年，以坚贞的气节，受到宋金两朝民众的尊敬。文天祥勤王起兵，以铁石肝胆、浩然正气展示丹心，永远是中华民族共同景仰的英雄。
文章节义之邦，是宋代江西在中国文化史上杰出贡献的高度概括。
（2）宋代江西文化特色
后出转精，重教崇文。宋代以前，江西名人几乎仅有陶渊明。但到两宋时期，众多文化巨子喷薄而出，代表人物有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李鞲、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陆九渊、杨万里、姜夔、周必大、文天祥、乐史、扬无咎、欧阳寂无等。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宋代江西之所以人才辈出，根本原因在于书院教育的兴盛。江西始建于唐、五代的书院仅有十馀所，但到了两宋时期却高居全国第一。宋代江西人的读书热情很高，社会风气表现为重教崇文。
特立独行，气节凛然。江西山青水秀，但这里的山是秀美之中带有奇倔，水也是碧波万顷之中包藏着桀骜不驯，这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江西人外柔内刚、倔强执拗的性格。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到井岗山斗争时期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可以看出江西人身上有一副不向外界压力屈服的傲骨。宋代江西为理学思想传播之地，理学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如注重品德气节、讲求发奋立志以及强调实践与社会责任感等，更助成了一种忠贞节烈、直行无畏的性格。周敦颐的《爱莲说》与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这种性格的文学诠释。欧阳修开“疑经”风气，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胡铨上书请斩秦桧，这些人的共同点都是坚守大义、宁折不弯，为信念和原则而义无反顾、赴汤蹈火。朱熙称“江西人士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
兼容并蓄，文人相亲。从地形上说，整个江西是个一水中穿、三面环山的巨大盆地，历史上中原文化顺着长江和鄱阳湖“流”入这个以山为界的盆地，周边地区的文化也在不断地对这个“聚宝盆”发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赣鄱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多源文化，善取他人之长就是一个特点：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宋代江西虽然群星灿烂，但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在这里并没有形成风气，相反，举贤荐能、携掖后进的事例是层出不穷，文人相亲成了宋代江西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3）宋代江西文化繁荣的原因
经济的繁荣使人民有了求学的愿望与可能。
学校和书院的扩增使学生有了上学的场所。庐山白鹿洞书院被称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读物。
科举制度的发展，为国家选拔了大批人才。
宋朝实行文治和优待知识分子。宋太祖建国之初，为防止藩镇拥兵割据，采用重文轻武政策，重用文臣，提倡教育和养士。右文政策两宋不变。
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创新。中国历代文祸不断，而宋代却很少。
元代江西继续发展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元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同县级行政机构）和县。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南康、赣州、建昌、江州、南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饶州、信州等13路和南丰、铅山2直隶州以及48个县、16个县级州。
元代统一全国后，江西社会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左右的基本安定，成为元代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同时，江西在持手工业某些方面具有领先优势，以景德镇瓷窑冠绝天下。
江西地区继承宋代的教育和文化基础，成为元代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成是科举人才辈出之区。元代江西依然为朝廷财赋的主要供应地之。江西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是江南的重要战场之一，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明清余韵
明代江西的风光 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然称省)，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赣州、南安13府，下辖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其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为江西布政使司的最高行政机关，三司分别由中央直接节制，分权而治，互不统属。
随着政治中心的向东迁移和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成为贯通中国南北的唯一一条水道，又因饱经宋金、宋元、元明之际的战乱，两湖平原已早是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而江西却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与此同时，湖广的面积却是江西的2．5倍。人口与土地的这种关系，成为“江西填湖广”的基本原因。随着明朝统一战争的进行及明初移民政策的推行，出现了明代江西人口大量流入湖广的所谓“江西填湖广”现象，并直接引发了“湖广填四川”。与此同时，大量的江西人口也经由湖广流向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既使江西和湖南、湖北二省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也使这一地区以江西商人为纽带，形成一个大的地域性市场，两湖地区因而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
江西文化或“赣文化”本身存在三组对应文化，第一组是摇篮文化和主流文化，第二组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第三组是附庸文化和异端文化。我们过去比较多的关心精英文化(如陶渊明、欧阳修、汤显祖等)，比较少的关心大众文化(如农业文化、移民文化、工商业文化等)；但精英文化恰恰是在大众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过去比较多地津津乐道于附庸文化(如科举文化、官宦文化)，但是真正体现江西创造精神的恰恰是异端文化(如王学左派、宋明讼风)。其实，所有后来成为经典的学说，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几乎都是异端。如孔子授徒讲学打破了“学在官”的格局，私学挑战官学，此为异端；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体验功夫，被斥为“伪学”，也是异端。当然，也仅此而已，不能因此而得出极端的结论，因为能够成为经典的异端毕竟少而又少，大量的异端是永远也成不了经典的。
由于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甚至也很少成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所以江西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摇篮文化的特征。但在明代，江西恰恰一度成为政治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所以恰恰又产生了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江西文化也一度由摇篮文化演变为主流文化。
2、清代江西的余晖
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另在吉安府增设莲花、南昌府增设铜鼓、赣州府增设虔南等3个县级厅，同时升宁都县为省辖直隶州。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
清代江西有大量人口迁出，也有闽广客家人大量迁入，人口数量持续增加。宋明以来江西文化的繁荣昌盛，其余势直至清代仍有表现。但江西自清以来毕竟元气大伤，人文总体上开始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
梁启超就曾注意到，和宋明时期相比，清代江西出现的大家即具有重大历史、社会影响者较少，其在中国人物地理图谱上的地位已明显不及江苏、浙江及广东等省。
参考资料：网上的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