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时，无论是丰收或饥荒，政府向人民征收的税赋只是收成的十分之一；假使没有重大的天灾人祸，自给自足应也无多大问题。
不过，由于“周室既衰，公田不治”，故鲁宣公颁布“初税亩”，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日益衰弱
再加上春秋末期征战不休、土地减少、人口外移、壮丁从军等因素，因此代表农业经济的“井田制度”，已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势必面临废除的命运，农业也不得不改革。
于是各国致力于农业的改革，最显著的成就是发明铁器，以开拓耕地的生产面积，增加农作物的收成。由于冶铁技术的创造和发明，使得铁工具得以普遍使用。
在铁器普遍使用的同时，牛耕也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再加以水利工程的兴修，并且春秋战国间，主要手工业如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工、煮盐、纺织等，都有长足的进步。
因此，由于上述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战国时代各国经济富庶、丰衣足食，造成城市商业的兴起。
城市商业的兴起
战国时代，“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景观随地可见，与春秋时代截然不同。更显著的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不少古代世界罕能比伦的国际都市。
齐国都城临淄
当时的国际性城市临淄有七万户，不下四十万人；一般大邑有万户，不下五六万人；以工业革命以前的标准来说，的确是大都市。
像这种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在周朝是无法想象的。同时，因为这些城市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消费之地，所以也促成了商业活动的兴盛。
地主、官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商业市场有很多联系；他们剥削所得的多余农副业产品，也需要通过市场换取大量的奢侈品，而这时贩卖奢侈品的利润是相当丰厚的。
由于商业市场的繁荣，因此商人地位大为提高。例如范蠡、子贡、弦高、吕不韦等，皆是以经商致富的大财主。
《东周列国·春秋篇》弦高剧照
范蠡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在陶邑从事经商，其富可敌国；子贡善于经商，时常带着礼品聘问各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并曾游说齐、楚等国，促使吴救鲁伐齐；郑国商人弦高，以其智退秦军，保全郑国免受秦军侵扰。
商人中以吕不韦最为著名，《战国策》中有生动的记载：“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由此可知商人地位，由早期的商贾角色，变为能左右国家命运的谋士了。
商人地位的提升，一部分来自城市商业兴起繁荣所致，一方面也是由于周朝封建制度的瓦解所带来的影响。
吕不韦剧照
封建制度的瓦解
由于周朝有封建宗法的存在，因此不论全天下或诸侯国，都分别等位，各有隶属，分任百事。
然而，到了春秋晚期，诸侯权力衰微，大夫专权僭越，宗族人口不断繁衍，因此诸侯已无力再分封，甚至到了无土可分封的地步。
于是春秋后期各国有些卿大夫就趁机夺取国家的政权，例如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都积极招揽人才，为以后的篡夺王位作准备。至韩、赵、魏三家分晋后，正式迈入战国时代。
三家分晋
此时七国列强争霸，周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为天下之共主，但所统治的范围只有王畿周围的蕞尔小地，不但无法实施封建宗法制度，甚至本身的国家命运也岌岌可危，随时有被侵略的危险；再加上原来在上位的人荒淫无度，因此，周王室彻底丧失了地位和权力。
至此，封建制度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士”阶层的兴起，也带动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战国时代，因各国政情不同、国君好恶亦有别；于是各阶层的士，或著书立说、或游说诸侯，皆希冀自身之学说思想能为世所用、显扬于当时，使得百家争鸣的局面如蜂起，造就了一个辉煌灿烂的学术思想时代。
战争形态的改变
战国时代的战争型态，无论是作战方式、使用武器、战争规模等，皆比春秋时更加激烈，所以死伤也更为惨重。
商鞅剧照
战国时代的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战争双方都奖励斩杀敌人。商鞅在秦变法，具体规定了斩一首可以进爵一级，要做官的可以赏给五十石俸禄的官，所以鲁仲连说秦是“上首功之家”。
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的统计，战国时代秦国在战争中所斩得的首级，共有一百六十万之多！战国时代战争的残酷，和死伤惨重的情况，真是令人目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