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周国平曾评价他为:“一个因善良受苦的天使。一个用色彩享乐的天才。”而他也本可以简单地把事情做对,在博里纳日尽心尽力地做一名普通的福音传教士;但他却决意要做些“对的”事情,要用画笔丈量人间疾苦,更要用色彩刻画世间风景。被时间审判的才华和执着是他的天性,而这却也使梵·高对艺术的造诣达到了巅峰境界。这般登峰造极恰巧源自于他选择了做“对的”事情,而非单纯选择地“做好”事情。
把事情“做对”,是为人之根本,却也是满意于现状的苟且。倘若梵高谆评听劝了权叔约翰的教导,一生致力于向世人阐述生涩难懂的演讲;抑或遵从父亲的劝告,打理好家庭事业,梵高本可以过得很安逸,但其一生却也终将局限于此庸碌一生默默无闻,又何谈那些在后世被世人所惊叹敬仰的画作呢。
但幸运的是,梵高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选择了去做“对的”事情。因为选择了这种态度,梵高不再拘泥于现状,转而追寻更宏伟的境界。作为一名画商,梵高不惜为了“对的事情”而高声叱骂那些艺术伪君子们又或是而放弃升职的大好机会;为了“对的事情”,他更可以背井离乡,去寻觅南方开尔的迷人阳光,去寻觅最美的一片星空。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他不甘于现状而又如此渴望去做“对的事情”。
“对的”事情更像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与志向,相比将事情做对,也需要一份坚强与果敢。“凡心所向,素履往之”,在世界的另一端,因为这般的精神,同样孕育了“怀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一心只为中国教育的陶行知;有了“歌台深处筑心房”,用沙声麒腔展现民族气节的周信芳;有了“平地尚可为山,元济当一息尚存,必当力求恢复”的坚韧与不屈。他们或许不同于梵高一般一生贫苦,但他们却都在旁人低头俯仰完成分内之事时,看见了远方的彩霞和生命的光芒,引领着整个民族向前奔去。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点燃了一个个短暂却又辉煌的历史革命篇章。而正如陶行知之于晓庄曾言:“把生死攸关诗化,所以无畏”,他们心中怀着热情与力量,只因他们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无误的,是国人所最需要的。
同样,聆听着麦田中的群鸦躁动,让悲伤与狂欢融进色彩,梵·高始终执着于其青年导师曼德斯对他的教导:“你永远不可能总是对任何事情都做到确有把握。你所能做的就是怀着你如诚的内心,去做你所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彼时,他们正站在逝世的伦勃朗家门前一另一位甘为最“正确”的事业而放弃做阿姆斯特丹最富商人的画家。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去做你认为最正确的事,对结果抱之以淡然,时间会证明一切的价值所在。
车轮的力量
人类历史的马车驶在通向正义、真知、平等的长长甬道上。一路上揭竿而起的战士们为心中向往的正理而不懈奋斗,哪怕不容于时世,也依旧矢志不渝,保持着自我思想的独立性,坚持真知、正确和品格。因为有他们一一有一群做“对的事情”的坚守者,他们把握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断锐意革新,修正谬误,才使人类历史的轨迹向真理和正确的方向绵延。
然而,在彪炳青史的英雄人物背后,是无数默默付出、平凡至简却坚实可靠的人们,他们选择了“把事情做对”,选择了接受和隐忍,选择做历史马车的车轮。只是,他们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却极大地被人忽视。
把事情做对,看似是逆来顺受,消极无脑地执行着现行的陈章旧俗,对社会环境存在的问题一副事不关己的自私嘴脸。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但是更多选择“把事情做对”的人,却是构成了社会变革情境下坚实而稳定的凝聚力量。他们怀中庸之道,以宽容之心,把现行社会标准下应当做到的事情做好。如此圆融之志,让他们成为了历史马车的车轮,确保了不断前进的惯性,更为坚守正义真知之上创造客观条件,为进步和变革积蓄力量。最终,他们成为了历史的选择者、真知领袖的追随者、普世价值的传承者。
譬如世界上只有一个马拉拉,可也只能有一个马拉拉。如果非洲所有遭受不公的姑娘们一夜之间全部掀桌而起,冲进学堂申诉自己的权利,那么她们遇见的只会是坚决的镇压,而与理想中“对的事情”相去甚远。
大部分的人选择把事情做对。他们默默地受苦、隐忍着蓄力、坚定地相信,始终愿意把他们想做的“对的事情”交给马车的操纵者来做,容许他们说自己没能说的话,支持他们做自己没能做的事情。越战中的平民们苟且地生活着,他们没有为应得的和平反抗,但他们为黄功吾迎来一个做“对的事情”的机会,在忍辱偷生中成就一道和平的防线。南非黑人们也并非不心酸悲愤于种族间的歧视,他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而是用大部分人的忍受换取一个和缓变革的条件,让真知和正义有可能实现。
这样的人一把事情做对的人、默默受苦的人、隐藏起尖锐不平而转向中庸的人,他们才是历史马车的圆车轮,在最底层的位置与灰尘厚士贴身肉搏,又用最宽容的心容许了一切真理追求、社会进步的发生。
在月凉梦破时有一批虎啸龙吟的斗士去做了“对的事情”,哪怕面临危难选择,依旧在时代迷茫时上下求索,在社会误入歧途后清醒思考,确为人类之幸。但也不要忘记,那些选择把事情做对的人,他们并非自私,也不是无脑,他们没有尖锐地站出来对立,他们只是做着历史马车的车轮,却也在亿万渺小人生中造出一个“对的”新未来。
“对”与“对”一“正确”与“好”
( 人生来总是会面临着种种选择。有人认为,如果一定要选,那么做“对的”事情会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有人却不以为然。
于我之见,还是更支持前者的看法,即一在这样的前提下,“对的”事情比事情“做对”更重要。
既然我们讨论的前提是“一定要做出选择时”,那么就应当剔除那些“把对的事情做对”这般两全其美的情况。这两种选择,从本质上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行事态度。而一个人下意识会采取哪个态度,则与其的价值导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什么叫“对的”事情?如果把这个“对”字理解成“正确”,那么对的事情就是从普世的价值观来看正确的、符合人性的事情。什么又叫“把事情做对”?这个“对”字,我们又能理解成“好”。也就是说,后者是在权衡了种种利弊后有条理地行事,将利益化、损失最小化,完成度高,符合这件事的规定。这两者相互独立地看,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但整体来看,还是有一定的高下之分的。前者较之后者,层次更上了一步。
首先,两者存在一个主基调的差异。当一个人选择一件事情来做时,第一步是要选择做什么事情,第二步才想的是如何去做这件事情。倘若在第一步上就已经产生了选择的错误,没有选择对的事情来做,就算将这件事情做得再对、再好又有何裨益呢?事情的完成度如何,并不会改变事件本身正确与否,而事件本身“对”或“不对”,才是做事最重要的前提。
除此之外,难道我们能因为担心事情会“做不对”,就不去做“对的”事情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一如心术中所给我们展示的案例一一当突发了车祸时,医生没有等到家属赶到签字,便先行为伤者进行了手术。作为一个医院的医生,一个员工的角度来说,他显然没有“做对”一一缘于医院的流程是先签字,方能进行手术。医生这样擅自的行为是违反了规章流程的;但对一个承担着救死扶伤的职责的人而言,他做的的的确确是一件“对的”事情。他出于自己的本心,不愿意为了所谓的“将事情做对”而平白耗费时间反倒让伤者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归根究底,这反映的是种人性的光辉,是每个人心灵中至纯至善的部分。从这个面看,“对的”事情也要比事情“做对”来得更为重要。
生活中总有一些场合,我们无法达到“把对的事情做对这样的理想状态。如果能够选择,我们定不能苛求做对而应让是非对错指引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