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民族英雄鲁迅倒下了。
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评价其为中华民族“ 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 ”。这种评价是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高度。
就连毛主席，也称鲁迅先生为 中国现代的“第一等圣人” 。
一个非共产党员，却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如此高的评价，足以看出鲁迅的地位。
那么，在这位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眼中，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政治，几乎是生活在20世纪的人都绕不开的一个词。一谈到政治，既显得严肃、庄严，又让人畏惧。
的确是畏惧，那个年代“谈政色变”，莫过于此。而作为一名民主战士，鲁迅自然也会谈政治、讲政治。
少年家道中落的他，巧合进入了江南水师、南京路矿学堂学习。与大多数这个时代的青年一样，鲁迅阅读了不少新书刊。
不同于“四书五经”，这些书多有些狂悖之言。而鲁迅恰恰喜欢这个。
1902年，留学日本的鲁迅， 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革命”——剪辫子。
显然这个阶段，鲁迅是反对清政府的，也在寻求中国的新出路。彼时，每一位战士都在思忖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他提出了一个想法——人国！
所谓人国，即人独立、强大的国家。
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百姓，麻木、怯懦，即便有了洋枪大炮，依旧抵不过西方列强。
不难看出，此时鲁迅先生和多数人一样，对这个 社会 抱有极高的责任感。而更直接的做法，就是“弃医从文”。关于这个故事，已然耳熟能详，不过多赘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靠着手中笔、胸中气，他开始挥洒笔墨去批判、审视这个世界。与他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开端”。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此时也在改变。不止有表面的“革命”，也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变革，“共产主义风”也就是这时候吹进了神州大地。
1909年，鲁迅回到了中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
“革命之风”席卷整个神州大地，他对此时的“革命”并未表现出过多的激动、高兴，甚至有些许审视的态度。正是这种“思考”的精神，让他对每一场革命都抱有“怀疑”。
到此时，鲁迅先生依旧是一个“旁观者”。可在大势之下，容不得他这样的人旁观。
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伊始，他被邀请担任《新青年》编委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而作为《新青年》编委，鲁迅先生在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数篇白话小说，诸如《狂人日记》等。 也就是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并研读了《共产党宣言》。
可和陈独秀等人不同，鲁迅是一个极富“审视态度”的人。
在那个“站边”的时代，他没有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国民党，而是继续以手中的笔，试图唤醒民族意识。
也就是这个阶段，国内政党分化越来越严重。身处北京政治漩涡中心的鲁迅先生，目睹了一场场惨案，愈加清楚“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国民政府， 不过就是“换新衣、装旧人”，始终摆脱不了“黑暗”的本质。
这一阶段，他彷徨、愤怒，对北京政府失望透顶。
1926年，鲁迅先生南下。
相较于北方政府，南方此时的革命浪潮一波高过一波。几经辗转，他从厦门来到革命大本营——广州。
在这里，他深切感受到了何为“革命”。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的他，此时也兴起了“联合创造社共同进行革命”的想法。这个阶段，鲁迅的政治立场则更加鲜明，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也多了起来。
往日的旁观者，如今也成了支持者、参与者。当然，他并未加入共产党。 而是以“民族战士”的身份，加入了这个阵营。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早已对国民党心生不满的他，彻底厌恶了这个为地主、资产阶级说话的“顽固政党”，而对共产党则抱有极大的同情心。
由此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中国，他公开表明了“左派文人”的身份。
毫无疑问，在见识了广州残酷的流血事件之后，向来持“怀疑”态度的他，已然将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直观表现，就是其文学上的转变。
对于鲁迅这样的人来说，做一件事从不是凭着一腔热血，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表现。加入“左联”，成为一名“左派文人”，是现实的必然、亦是对未来的期许。
为此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也映射在行为上。
从与陈延年会面，到营救大批进步青年，此时鲁迅对共产党的看法已然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他到上海后，与我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
这一组织的口号即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公然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而鲁迅，即发起人之一。
这样一个组织，自然不被国民党所容。 而作为该组织的发起者之一，鲁迅先生自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要知道，那个时代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永远是“逮捕迫害”。等同视之的“左联”，也逃不了这个命运。
那鲁迅是怎么做的？他没有躲、没有跑，而是公然表明“左联”的身份，为“左联”发声。
政治，从不局限于舞枪弄剑。文化，也是另一个战场。
当鲁迅站出来后，国民党怕了。往日奉行的“文化围剿”，被他手中的笔硬生生地捅出一个洞。一支笔，抵得上千军万马。
是他，用手中的笔揭露国民党之陋习、不堪。 一字一句，让国民党无地自容。
而此时他对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态度，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年，苏区对国民党的反“围剿”成功，鲁迅专程给陕北红军发去了电文，表示“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赞扬他们身上寄托了“ 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
截然不同的看法、态度，对于向来持有“怀疑态度”的鲁迅来说，这是极其罕见的一件事，由此看出他对中国共产党已然十分信任，并公开站队。
当然，鲁迅公开站队背后，也有一场“计较”。
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约见了鲁迅。鲁迅是知道李立三这个人的，清楚他是中共的重要人物。
两人相见，李立三开门见山，想让鲁迅先生“带队拿枪”。 所谓带队拿枪，也就是带领无产阶级在上海搞一场大的示威游行。
但鲁迅对这件事却犹豫不决，他倒不是思忖自身安危，而是在考虑这个行动的可行性，以及值不值得。
示威游行、武装斗争，这几乎是革命必经的阶段之一。从十月革命就能看出，这的确能取得一定的效果。 可在中国，尤其是“四·一二”之后的中国，这种方法未免有些“冒险”。
他认为，这种示威游行无异于“自杀式以命搏命”。或许能唤醒国民良知，代价必然也很惨重。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此时理应隐蔽斗争、积蓄力量，为此他拒绝了李立三的邀请。
鲁迅先生这样做，并不代表他不愿与中共产生必然联系。相反， 他就是完全站在中共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正是如此，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他带领左联在国民党的强压之下，依旧发表了大批革命文学作品和刊物。
而这，是顶着随时被国民党逮捕、迫害的危险。即便此后左联解散，鲁迅先生依旧在为其发声。
左联是左翼文化的一面旗帜，那鲁迅先生就是当之无愧的“旗手”。
在那个年代，有几个人说得清中国的未来？清政府倒台后，有人觉得国民政府就是“救世主”。
事实呢？盲目的跟从革命，让不少人完全迷失。 在这场“革命洪流”中，鲁迅显得十分“异类”。
他在观察、在审视、计较，不盲目跟从某一个政党，也绝不是“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
没有想象中那般激动，亦没有“黑暗中发现一点光亮”的喜悦，他依旧在观察、等待。
从1926年到1930年，整个 社会 急剧变化， 他研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越来越多，思想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起初，鲁迅以旁观者的身份，觉得中国共产党人怀着一腔孤勇，在黑暗中前行，由此感到同情、感同身受。
渐渐，这种同情、感同身受衍变成了理解。
往日那个置身事外，不参与中国共产党任何事情的他，和共产党人接触的越来越多，也开始营救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此时他的思想、理念，都已然向中共倾斜。 至于后来承认“左派文人”的身份，都是最好的证明。
诸般种种，最终都以鲁迅一句“ 我得引为同志，是自认为光荣的 ”而升华。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说于1936年。
彼时国民党依旧将重心放在“攘外必先安内”上，而中共则对外一遍遍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重要性。
国家存亡之秋，一方忙于争权夺利，一方急于保家卫国，鲁迅自然发出了“同志的呐喊”。这次公然站队，宣告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国民党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与中国共产党则是极大的鼓舞。
不由分说， 鲁迅先生就是“不在党的共产党人”。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早已将鲁迅先生当做了自己人。说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问，为何没让鲁迅入党？
事实，党组织的确考虑过这一问题。但从实际出发，无党派人士的鲁迅，所带来的影响才是最大的！
即便这样，党组织对鲁迅也表现得十分信任、关心。在此后的诸多党内文章中，常能见到对鲁迅先生毫无保留的赞美。
即便是毛主席，也一再的公开表示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的“第一等圣人”。
不为别的，只因鲁迅先生就是与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战友、朋友。为此， 鲁迅先生逝世后，中共特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这样的鲁迅值得每一位中国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