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如同理论本身的发展一样，存在着多元且对立的观点。巴拉萨的外贸优势转移假说提出了阶梯比较优势论，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积累，国际分工和各国经济结构会按发展阶段分为不同的阶梯。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四小龙”和拉美国家，以及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东盟、中国和印度，都在这种动态演变中占据不同位置。
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增长持悲观态度，如恩斯特和欧康诺指出，产品竞争加剧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分工。他们以“四小龙”为例，认为低质低成本产品在国际竞争中难以持久。霍夫曼的例证显示，贸易保护主义使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发展阶段困难重重。
多勒尔则从技术和制度角度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强调技术进步和制度支持对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并建立有利于技术引进的制度，可以积累知识资本，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提供了启示。
然而，关于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林毅夫等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赶超战略并未带来持久增长，反而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和贫困。他们主张遵循比较优势，让产业和技术结构利用资源禀赋，以实现经济结构升级。而洪银兴和左大培则提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具竞争优势，需要转化为竞争优势，通过结合高科技与劳动力资源，或通过技术密集化的产业政策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