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怎样滑向身败名裂的?

如题所述

作者简妮看世界

读史使人明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本豆瓣评分非常高的历史书,黄先生是美籍华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电工程系,1年后参加抗日战争,1940年从中央军校毕业,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后赴美求学,获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与《剑桥中国史》的费正清先生共事,是明史的专家。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基于史实,采用平民叙事,以纪传体裁写作而成的历史书。纪传体裁是一大亮点,众所周知,《史记》就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黄先生在序中就交代了写作初衷: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

张居正堪称是《万历十五年》的核心人物。这本书虽然是写万历一朝的事情,但是张居正因为他的巨大影响力,对时局有巨大的作用,甚至对后来的政治局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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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谁?历史学家称他是继王安石、商鞅之后的伟大的改革家;也有人称他是“治世之能臣”,认为他死后,“世间再无张居正”;还有人称他是神童。但是他死后被抄家,甚至被鞭尸,如此悲惨的结局,又让人感叹他“工于治国,拙于谋身”。在位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死后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如此传奇的一生,背后又深藏着什么秘密呢?

张居正,幼名张白圭,两岁无师自通能识字,九岁考中秀才,是名噪一时的江南神童。长得非常英俊,一双丹凤眼、卧蝉眉,面相不凡。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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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张居正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凭借学识,身为帝师,是小万历最尊敬的老师,也让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对自己言听计从,还与万历的陪读——司礼太监冯保——是政治盟友。1573年,年仅10岁的万历就登基大宝,作为皇帝,他需要怕的只有两个人:李太后和张居正。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非常用心,也非常严格。有一次,10岁的万历在读《论语》时,把“色如勃也”读成了“色如悖也”,张居正扯着嗓子大喊“读错了”,竟然把万历吓得一惊而起,浑身哆嗦。张居正在万历心中的权威从那时起,就牢牢的树立起来。而聪明的张居正也没有料到,这居然会是引火烧身的导火索。

明朝废除了丞相,设立了内阁。国家大事首先由内阁成员用黑笔拟出意见,再交由皇帝过目,皇帝则在内阁大臣的票拟上用红笔批示,被称为“朱批”。对于还未成年的万历而言,他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批写就算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极为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即便万历成年之后,名义上,万历有权完全推翻内阁的意见,但是在实际上,万历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就表示皇帝不同意内阁的做法,内阁就会引咎辞职,这对于追求稳定的政治而言,自然是不利的。皇帝大权旁落,内阁成为实质上的“丞相”。

张居正不仅有“票拟”权,还极受皇帝尊重,在实际上,就成为了万历一朝真正的掌权者。而他不是凡夫俗子,深处政治漩涡中心的他,看到了明王朝的多重问题,决心要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从1573年成为万历的内阁首辅开始,张居正就没有停止过筹备、谋划改革。张居正一辈子对两件事情呕心沥血:一是皇帝的教育;二是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万历的严格教育,也是希望把他培养成改革的继承者,继续发扬自己的改革。

明朝自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开朝以来,已经历经了约200年的风雨,在中国的朝代更迭历史中,已经算一个非常长命的王朝。在万历一朝,200年来的积弊已经堆积成山,不加治理,就会导致王朝倾覆,民不聊生。对内,政治僵化,腐败严重,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二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宦官乱政一直以来都是明朝的突出问题。除此之外,庞大的文官集团,也都各怀鬼胎,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对外,少数民族的入侵不断,北部边防经久失修,一支几千人的蒙古骑兵,就曾经长驱直入,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在大半个中国长驱直入,让圣上惶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拥有敏锐的政治眼光的张居正开始了改革,史称“万历新政”。

张居正的改革内容有三:一、政治上,纠正“纲纪不肃,法度不行”的不良风气,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张居正在人事制度上,除冗滥、任人唯贤,以实际功绩为准,不拘资格,不论亲疏;推行保甲法,让民人互保;二、经济上,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防止官僚贵族、豪强地主侵占土地;三、军事上,整饬武备,训练士卒,安抚边区少数民族,重用戚继光,修筑明长城。他的改革成果无疑是显著的:让中央财政扭亏为盈,中央库存白银1250万两,远胜欧洲各国;增加纳税田亩300万顷;国家稳定,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万历新政,明王朝的灭亡会提前几百年。

但是,张居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万历十年1582自己去世后,万历皇帝将创造力变成了毁灭力,对一切改革成果,进行摧枯拉朽的毁灭,对张居正反攻倒算,搞得张家家破人亡,彻底毁灭一切成果。

这不由得引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张居正的改革大业毁于一旦呢?从个人角度来说,张居正位极人臣,自然免不了飞扬跋扈,生前能够用威严压住杂音,死后必然遭到反弹性的报复。特别是万历成年以后,想起张居正之前对自己的严格管束,出于树立自己的权威需要,就必须打破张居正的权威。正是因为张居正做人太过高调,贪图名利,不谙人性,最终导致了自己不得善终。

可是从政治角度来说,为什么张居正一人之荣辱,竟然会牵扯到改革的成败呢?张居正的一帆风顺,让改革顺利进行;张居正跌落谷底,竟也让改革滑入深渊。运用现代组织学的观念,一个真正有效的组织,领导的作用应该非常小,领导在与不在,优秀与否,都应该对组织产生不了多大影响,这样的组织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王朝的组织弊病,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皇权与相权就像投影,在历史的大幕上轮番上演。帝国统治的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缺乏刚性的法制,道德成为首要判断标准。道德成为一种工具,批判别人时,被高高捧起;约束自己时,被束之高阁。这就必然导致阴阳失调,久而久之,人人都会说一套、做一套,各怀鬼胎,一旦高压褪去,就会恢复如初。张居正的权威不复,改革的成绩也成为幻影。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只剩下明长城,接受了风雨的洗礼,淌过历史长河,向我们讲述一代名相的故事。张居正是天才,但是终究跳不出他的时代,对此我们也不能多家苛责。但是站在当今时代的视角来看,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需要我们深切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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