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军部“少壮派”中下级青年军官举行武装政变，占领了政府重要机关，并且袭击高级官吏府邸，杀死内务大臣斋藤实子爵、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这就是二·二六事件。事变发生后不久，陆军省在昭和天皇的暴怒下采取了镇压手段，使政变未能得逞，不过经过此次事变，军部中的法西斯势力得到极大加强，其侵略野心亦日益膨胀。 事变后，就继任首相人选，有两个考虑，其一是近卫文麿，另一即是广田弘毅。近卫文麿是公爵出身，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并且在国内声誉较高，颇受重臣西园寺的赏识。但近卫文考虑到当时军部内斗剧烈，又得处理棘手的“二二六”事变的善后，他不想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去趟浑水，因而就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元老西园寺公望转而考虑到广田弘毅，一方面广田任外相时，极力配合军部的对外政策，应能为军部所接受，另一方面他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应能处理好对英、美等国的关系问题。因而，西园寺就委托近卫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平日，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然是一件风光的事，但这时情况错综复杂，尤其是前边四个首相都被政敌暗杀，广田当然也不会甘冒此风险，因而他以“难以胜任”为由而拒绝。但在西园寺的坚持下，最后广田不得不接受组阁重任。
1936年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拜谒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法西斯右翼力量不断扩张的陆军以推荐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相为条件，并且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吉田茂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人员的入阁，则受到军部势力的极力抵制，广田弘毅最后不得不屈从于军部的压力，将吉田茂等4人排除在内阁人选之外。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
广田内阁之后就不再有总理大臣、重臣或阁僚因恐怖事件丧生。不过他也并非和悲剧无缘。战后，广田是被判为甲级战犯而处极刑的唯一的文官。广田内阁商工相川崎卓吉入阁仅一个多月便因病去世；继任商工相小川乡太郎在1945年4月辞去缅甸政府顾问职务回国时，所乘阿波丸号被美军潜艇击沉，葬身鱼腹；藏相马场锳一在第二年年底病死。陆相寺内寿一在战败投降时担任南方军总司令，被拘押期间死于越南的西贡；海相永野修身作为甲级战犯受到审判，在审判过程死去；拓殖相永田秀次郎到菲律宾担任陆军军政顾问，1943年9月客死他乡。
广田内阁有很多官僚，并以来自内务省者居多，占内阁成员大半。还有五人曾担任过次官，他们是内相潮惠之辅、商工相川崎卓吉、法制局长次田大三郎，外相有田八郎、法相林赖三郎。拓殖相永田秀次郎和书记官长藤沼庄平曾担任过警保局长，分别因“虎门事件”和“米骚动”而引咎辞职。藏相马场和农相岛田俊雄都曾担任过法制长官。这种人员构成反映出尽管广田内阁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制定受到军方的强制，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来自官僚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从这个意思上讲，广田内阁在人员构成方面可以说是军方与官僚的合作体制。在冈田内阁曾担任过书记官长的吉田茂出任汇集了各个省厅优秀人材的内阁调查局长官。因此，不能把广田内阁的政策责任推到给军部一方承担，这些政策也是他自己内心的想法。 “二·二六事件”被镇压之后，青年军官们的动静与事件前并没有什么变化，随处可见更加满怀激愤的青年军官们在一起商谈。军事课为了平息他们的冲动情绪以防生变而奔忙。当时军事课对这些青年军官们明确表示，无论有什么理由、在什么场合，都不允许采取武力的直接行动，除陆军大臣以外，军部不能干涉政治。同时也表示陆军大臣在内阁中将努力消除那些引起青年军官们起义的各种恶劣事态。军方中枢部门为了说服青年军官，与理论相比必须让他们看到实际证据，所以在阁僚人事、政府政策以及预算案方面都必须积极发言，进行干预，而且还要取得实际效果。军部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求实行“陆海军大臣、次官现役武官担任制”。
5月18日，根据敕令，陆军省、海军省修改官制，从“陆海军大臣官制附表备注栏”中消除了“预、后备役”的文字，恢复了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这件事的经纬是，4月17日陆相提出关于陆海军大臣现役专任制的规定草案，24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之后经过枢密院审议对外公布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将军（大、中将）专任制》。陆军主张修改官制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要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消除内部派系间对抗，预、后备役军官容易与政党政治和世俗阶层发生利益关系，难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而且好不容易才把皇道派从军队中清除掉，如果仍允许予后役将军担任大臣，他们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如果不把复活皇道派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很难期待军队整顿能够彻底。不能说寺内等统制派的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对行动派抱有亲近感并保持紧密接触的近卫文麿在第一次组阁时任命荒木贞夫为文相、与皇道派气脉相通的“舰队派”末次信正为内相；第二次组阁时任命柳川平助为法相。打击皇道派确实是寺内和陆军内统制派们的真实想法，但还有更重要的、被他们隐藏起来的目的，那就是陆军想要通过这个制度实现陆军大臣全面干预政治，同时把这个制度作为囊中之物，随心所欲地操纵内阁。现役武官的人事权分别由陆、海军两省掌握，即使是首相也不能越过两省直接选拔担任大臣的人选。陆海军两省可以要求现任陆海军大臣辞职，并拒绝选派继任人选。军部用这种手法掌握了内阁的生杀大权。此外，陆军还就推荐后任大臣人选问题在大正十三年制定过“三位长官一致推荐”的内部规定。根据“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有关业务担当规定”和三长官会议形成的惯例，在推荐下一任陆相时，除了三位长官协商外还要听取次官、人事局长的建议，必须照顾到军方元老（皇族、元帅、军事参议官等）、骨干军官和幕僚们的希望和要求。
据说在恢复现役武官担任大臣制度时，广田想以“三长官一致推荐”的方法推荐首相希望的人选，但寺内独揽了这个权力。战后不久的东久迩稔彦内阁时，陆军推荐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为陆军大臣，首相却起用了北支方面军司令下村定。在广田的后任宇垣一成组阁时，陆军三长官以没有可推荐的合适人选为由阻挠宇垣内阁成立。米内光政内阁时，陆相畑俊六与米内发生对立而辞职，陆军省以同样理由拒绝选派后继人选，迫使内阁总辞职。以上两例子反映出，把广田和陆军间的交易约定说成是一纸空文也不为过。被陆抢得先手分的广田在其后半生中一直陷于困境，丝毫没有作为首相的气概。
之所说是“恢复”了现役武官担任陆海军大臣制度是因为之前有过先例。在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时期的1900年，政府对陆海军省官制进行修改，企图实现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军部大臣的制度。这次修改官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参加了政党或某个结社的人物担任陆海军大臣。有一种说法，上届内阁（宪政党大隈重信内阁）在组阁之初想从政党人士中挑选陆海军大臣人选，计划由头山满担任陆相，由平冈浩太郎担任海相（两人都是玄洋社最高领导人），因此山县有朋抱有危机感。联想到西乡叛乱时板垣退助等对西乡的帮助和当时头山满和平冈两人在福冈进行的活动以及与板垣退助等人之间的来往，还有组阁时除了留任的陆海相（桂太郎和西乡从道）外大半阁员都是政党人士这一点，隈板内阁想起用头山满和平冈分别担任陆海相的说法有一定可信度。和陆军不同，海军中推荐继任人选属于海相的专权，但自1932年伏见宫博恭王担任军令部长后，人选问题就必须征得他的同意。 除此以外，为了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法西斯专政服务的法律法规。
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五相会议”，制定了《基该国策纲要》，该《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国策基准”实际上即主张“南进”又不放弃“北进”，企图二者兼顾以期消除长期以来日本陆海军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
陆军专门制定了扩军的五年计划，准备充实空军的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甚至发展对外贸易等各方面都纳入“国防”体系——实际上的战争体系——进行备战工作。
除了进行备战外，广田内阁还进行了中央机构的巨大改革。1935年9月21日，陆相寺内寿一伙同海相永野修身向广田弘毅提出“庶政一新”的改革方案，提出“设立掌管有关重要国务的调查，统辖预算的控制调整等事务的机关，改组、强化内阁首相管理下的情报委员会，并将其统一合并于该机关。该机关的长官，可列为阁僚”；“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由内阁首相管理”；“合并外务、拓务两省，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以及将议会完全变为辅助机关，削弱政党政治的能力，等等要求。其实质就是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否定政党政治，强化无制约的首相的权力，为实现独裁奠定基础。 在调整国内机构，加强专制独裁机制建设的同时。广田内阁也不忘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寻找“国际支持”。为此，广田弘毅努力倡导加强与法西斯德国的关系。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为了不刺激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政府，便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日本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广田内阁期间唯一由内阁主导制定的外交政策。
日德签署防共协定的背景是，当时日本面临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德国在西欧同样陷于孤立境地，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注意到这种情况，于1935年向纳粹党政权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提出签署日德双边协定的意向，两国开始秘密交涉。广田把由驻比利时大使转任驻华大使的有田八郎召回国担任外相，正是因为有田的想法和大岛相同。有田就任外相后马上通过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命令大岛试探纳粹方面想法，在得到里宾特洛夫确实希望实现日德合作的答复后，便要求德国方面提出草案。7月，德国方面提出了日德防共协定及附属议定书草案，内容是前一年大岛和里宾特洛夫之间商定的。外务省对草案进行研究后，7月24日在外相官邸召集有寺内以下陆军首脑们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外务省案进行商讨并达成一致。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外务省认为有必要就防共问题与英国进行协商，陆军对此强烈反对。外务省也强硬地指出，如果不和英国进行协商而单独和德国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陆军最终作出让步。外务省和陆军一致认为应尽最大限度的注意，不过分刺激苏联，并不使英国因此感到不安。
协定草案被送到枢密院进行审议，广田在第一次审查委员会上就此事作了说明，称苏联的军事力量在东亚对日本形成压力，并通过共产国际进行搅乱工作，对日本的国防造成直接威胁，同时阻碍日本落实“东亚安定政策”，缔结该协定是以和德国合作、共同防卫和牵制苏联为主要目的。同时，要尽可能地邀请第三国一起形成防止赤化扩大的防卫态势。但是该协定会尽量避免使正在向前发展的日苏关系恶化，将继续进行日满苏边境划定，处理国界纠纷，继续改善日苏关系。有田外相在说明中提到苏联在欧洲造成的威胁，指出苏联和其邻国间逐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加入了国际联盟，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相互援助条约，正在欧洲扎实地强化其国际地位。广田和有田都强调，日本和德国在挫败苏联在东亚和欧洲扩大侵略的意图和阻止共产国际在这两地区推行赤化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协定在表面上是日德两国针对共产国际制定的，而真实意图是以苏联的进攻或进攻威胁为前提的。
日德防共协定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反过来形成更大的波浪冲击着日本。日本和纳粹政权缔结协定，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都产生隔阂。7月前后，外务省电示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吉田从一开始就反对与纳粹德国缔结协定），让他为就两国间各种问题调整关系作准备。但在10月7、8两日，发生了基隆事件（在台湾基隆几名英国东洋舰队水兵和当地司机为价格发生纠纷而惊动警察的事件），11月日德防共协定对外发表，使得日本与英国改善关系的计划无限期拖延下去。对苏关系也受此影响，原本已经枢密院审议通过并在11月10日草签的日苏渔业协定，由于苏联在20日向日方通告拒绝签字而化为泡影。日德协定虽然表示非常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该协定，但对此表示共鸣的仅有意大利。南京的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反驳称，防共工作是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欧美各国也对此冷眼旁观，他们担心建立反共网将导致世界的分裂。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表示担心该协定不仅对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就连对英美等民主国家改善关系都十分不利。元老西园寺也严厉批判签订该协定是为德国所利用，指出日本没有必要和除英、美、中三国之外的国家签订协议，广田和有田对各国的反应毫无知觉，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迎合军方，广田是个投降分子。宇垣一成也尖锐地批判道，即使作为防共对策也应该呼吁英、美、法三国共同结成防共大包围网，与法西斯德国相呼应是没有原则立场，表示与广田一刀两断。重臣若槻礼次郎称，广田内阁的存在对国家不利，内阁对军部的蛮横和战争主张没有能力制止。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还提出了具体实施步骤。
